（二）不同流转模式的流转主体的层级日趋高层化

　　从全国范围看，农地流转主体日益向高层化、大型化、复合化演进。虽然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流转典型模式。如信阳模式、安阳模式、成渝模式、天津模式。从流转主体行政级别看，流转主体可以是乡级、县（区）级、市、省（直辖市）级，于是各地出现了直辖市模式，如天津、重庆模式；市级模式，如安阳、信阳模式、昆山模式；乡（镇）模式，如各地乡镇主导新村建设。只是不同层级的模式，又有不同流转特征。从时间拐点看，在2009年以前，各地省级政府、乡镇机构很少介入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以市县为主，如芜湖模式；2009年后，省级政府开始大规模介入农地流转，直接介入土地流转的有天津市、重庆市、郑州市。从流转价值分割来看，一方面，农地流转价值与政府行政级别挂钩，政府的行政级别越高，动用国家机器能力越强，流转一单位土地获取的流转租金相对份额越小与绝对量却越多，对土地财政期望越高；相反，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动用国家暴力能力越低，流转一单位土地获得流转租金的相对份额较大，绝对收益较小。以河南信阳市为例，市区开发价值大的土地，土地流转权归市政府；开发价值次之的土地，流转权归羊山管理区，市政府为辅；在平桥区的五里店镇，流转以镇政府为主、区政府为辅。在县城周边，流转采用县政府主导型；在小集镇周边，流转采用乡政府主导型；在中心村周边，流转采用乡政府或集体主导型；在远离城镇辐射的乡村--土地流转价值的最低端--自然村土地，农用土地流转以农户为主。以罗山县为例，2009年前，农地流转权完全掌控在农户手中，土地是否流转、怎样流转、对谁流转，完全掌控在农户手中；2009年后，流转权日益转移到村委、乡、县及附属部门手中。由于政府主导型存在流转的委托代理制，所以流转主体行政级别越高，土地流转代理链越长，流转剩余价值分割环节越多，失地农户获得的流转收益越少，土地流转的财富效应越明显。然而，这种打上行政"序列制"的流转模式，在以城镇为中心向乡村蔓延的同时，打破了乡村内生的、自发的农户主导一统天下的格局。农户主导型流转主体演化也存在类似性质，2009年以前，流转主体以微型农户、小农户为主，2009年后，以大家庭或家族为主，整体流转开始出现，其流转的组织化、多元化、整体性程度越来越高。但是，集体主导表现不明显。

　　（三）三种模式流转边界由泾渭分明转向模糊演进

　　农村土地流转边界演化的时间拐点是2009年。一是在2009年或更早以前，"三种模式"流转主体对流转边界存在天然的、不成文的共识，使三者的流转标的和流转边界泾渭分明。从流转标的看，农户直接支配的自然资源，主要有流转耕地、宅基地、林地、草地等归家庭直接支配；集体组织流转的集体机动耕地、林地、河滩、荒山、湖塘、集体建设用地，以村"两委"直接控制的自然资源为主，主要控制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政府流转的土地主要是公益性、基础设施用地（公路、铁路、港口）、生态防护林用地与部分小集镇建设用地。政府仅涉足农地国有化流转（简称"农转非"），几乎不涉足农业用地的流转。二是流转标的与边界日趋由清晰、明确日益向交叉、模糊演进。一方面，政府对农业用地流转涉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模式对农地流转权的博弈日趋激烈。在河南罗山县，2011年有87.1%的采用农户主导型，10.9%的集体主导，2%的为政府主导或撂荒的山地。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利益相关者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置换权的博弈也日益激烈。以小产权房为例，虽然合情合理、不合规的小产权房在城镇、郊区、小集市普遍存在，是这三种流转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但是由于相关数据不可得性，现在对"三种模式"的分布具体情况就无法得知。尽管如此，却无法遏制农地利益相关者对农地"非农化"与"非粮化"收益的渴望，将引致农户借助家族或宗族力量，村干部借助权力庇护把土地流转的触角伸向社区新村、小集市、小城镇；县乡官员基于选拔机制的诉求把流转土地大棒伸向新村，最终推动政府主导型继续向乡村部门蔓延，至于三者达到均衡的地理经济空间边界在哪里，现在还不得而知。

　　（四）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存在明显的大跃进行为

　　在河南与山东调研发现，政府主导型以大规模经营为主，其主导的农地流转存在"贪大求快"的行为，集体主导型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土地以适度流转为主，农户主导型采用人地匹配的原则，以渐进式小型化流转为主。使政府主导下的农业经营组织平均规模超过日本，有的达到或接近美国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地流转比小、规模低。例如，1995年，中国农地流转比仅为3%。在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比也没有超过7%～8%[7]。

　　不同流转主体都有寻求规模流动的动机，只是具体运作的路径不同。农户主导型坚持了生产要素配置的同步论，采用川流不息、蚂蚁搬家的路径；集体主导型坚持利益优先，采用强者先得，集中流转路径；政府主导型坚持"毕其功于一役"路径，采用整体拆迁、整体流转的路径。只要存在政府主导型，无论是在城市部门还是在乡村，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力度让农户难以承受。2009年前，拘泥于政策限制，政府在城镇部门对建设用地流转采用强制拆迁、整体流转；在乡村采用小规模、渐进式流转；2009年后，政府强势介入农地流转，其流转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完全是借鉴城市经验。据信阳市农业局报道，2009年底，信阳市共流转土地109万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3.5%。2010年，信阳共创办土地信用合作社240家，建立土地流转中心197个，流转土地总面积达到745万亩，是改革试验前的7倍[8]。尽管地方政府最初的流转处于发展农业的"示范效应"，但最近的流转却打上了"政绩"效应。事实上，面对政府流转土地的规模、速度，对农民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流转自身。尽管自愿流转依旧是政策的主流，却引起众多农民的困惑。尽管多数农户对农业规模经营存在需求，但他们认知的适度规模流转（经营）与政府推导的规模经营存在显著差异。以信阳市为例，在粮食主产区，一个拥有两个劳力的准承租户，自营加承租农地20亩的种植收入加其他，收入约3万元；两个劳力的自营户收入为2万元（无工资性收入）；准流转户的规模收入约5万元（农业收入在1万元以内）。可见，多数农户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认知与政界、学界提倡的适度规模流转（经营）大相径庭。

　　（五）农户主导型模式体现了人地匹配的流转理念

　　在没有外力干预农地流转的格局下，农户主导土地流转在乡村经历了发展（1979～2009年）、自然演化，形成了承租户与流转户相互匹配的微观流转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乡村农户演化为纯流转户、准流转户、自营户、准承租户与纯承租户等五大类。在罗山县泗淮村，五类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9.1%、37.1%、23%、20.5%、0.1%。纯流转户（土地全部流转的农户，家庭成员可能定居在乡村）与准流转户（土地部分流转的农户，还经营部分土地）合称为流转户（按农户流转土地比重），属于农地流转供给主体；准承租户（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同时，有部分土地属于承租流转）与纯承租户（经营土地全部是农户流转土地）合称承租户，是农地需求主体；介于二者之间的是自营户（既不流转土地，也不承租的农户）。从浉淮村的调查截面数据看，其中自营户所占比重最高，准流转户与准承租户次之，纯流转户较少，而纯承租户最少，若以纵轴表示不同类型农户在总农户所占比重，横轴表示农户经营面积，把五类农户在坐标平面内描述出来，五类农户经营土地分布呈倒"U"型曲线。进一步调查发现，五类农户分布曲线还存在地区差异。例如，在城郊地区，农户流转分布趋势是倒"L"曲线，这说明，农地流转趋于稳态水平，至于农业主产区的农地流转的倒"U"型曲线是否会演化为倒"L"曲线，这还是一个未知之谜。但是，对二者分布的差异，可能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可能又源于非正式制度。在五类农户中，若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尽管多数农户认识到土地集中、连片经营的意义，但是对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流转存在异议。纵使政府有公正流转的导向，仅有纯承租户对政府主导型有强偏好（前提是合力利益补偿）；准承租户有适度规模经营需求，但对其有弱偏好，自营户与准流转户表示反对，相反纯流转户对其态度不明朗（数据不可得）。虽然政府主导流转模式受纯承租户欢迎，却违背多数农户意愿，也违背了农地配置与农户匹配的市场机制。此外，针对政府主导型培育的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等多种规模经营组织，无论它们的规模与经营方式存在何种差异，其背后总能找到地方政府影子。面对政府主导型"毕其功于一役"的流转导向，不仅超越了城乡生产力发展现状，而且引致弱势农民（中老年农民）失业，因而受农户排斥。由于多数农户在流转发包中没有平等的竞拍权，他们由曾经土地使用者沦为乡村无所依靠的定居者，他们对政府主导土地流转的态度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