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对人物的教育观念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和提炼,在各时段的研究中所占比例均较高。晚清民国时段人物的研究,不仅数量最多,主题也丰富多元。 对于教育人物及其思想特别是古代人物的研究,要想卓有成效,要求研究者有必要的学术素养,既要对研究对象的思想逻辑有深刻理解,又要对其在教育学术思想脉络里的定位有准确把握,还需要对当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和问题有清晰的认识,贯通历史与现实。譬如,研究以《四书》为重要标志的传统教育思想,就需要把握其内在的价值意蕴和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众多教育史教科书把中国第一本教育专著锁定在《学记》上。可是,《学记》与《大学》、《中庸》同为《礼记》中之重要篇章,为什么独取前者而弃置后者呢?这可能是因为《学记》更像中国的现代教育学,更符合那种"目的一手段"、"原理一原则一方法"的"知识一技术"化的现代教育思维。于是,摆脱"知识一技术"化教育思维的束缚,基于"意义一兴发(感通)"之学去重新认取中国的教育思想传统,[11]在接续传统中进一步激活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可能成为改进和发展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重要途径。 对于留学生群体的考察,也是教育史研究的传统题目。近些年来,相关讨论逐步从整体式通论的研究转向为局部微观研究。有研究者从社会角色变化和冲突的角度,讨论了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留学生们的生存境遇。废科举后,京师大学堂专设进士馆,由留日归来的毕业生"以'学生'之出身"担任教师,向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等新知。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的差异与错位,折射出了时代转换中的过渡特征。[12]也有研究者分别通过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博士学位的49名留学生的博士论文[13]以及1902年到1928年间的728篇硕士、博士论文[14]的选题及研究取向进行了分析,指出以中国问题为选题者占有相当比例(统计结果分别为60%及28%)。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袁同礼编著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这也弥补了以往因相关资料不足而较少关注留学生在海外求学经历的问题,为进一步拓展留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另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近代日本军方于1873年年末首次派遣来华留学学生问题,是前人较少关注的主题。[15] (四)课程与教学 对百年来课程与教学发展历史的考察也占有不小的比重,涉及该主题的文章共计55篇①(占总数的14.2%)。从研究时段来看,晚清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占到压倒性多数(占87.3%),仅有4篇探讨1949年以后的课程与教学问题。由于晚清民国时期更重视教材教法而轻视课程,所以,研究教材、教法的文章相对较多。 总体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的教学论"初步确定了中国近代教学论的基本内容及构架,并深受赫尔巴特学派的影响"[16],奠定了百年来课程与教学论的整体知识结构与框架,但其理论和实践发展都不能令人满意。现代中国教育学具有鲜明的西方印记和致用倾向,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同样如此。学者的不满主要源于此,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隔绝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路向存在严重的问题;中国教育与文化传统不仅是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课程与教学理论的重要资源,甚至能够指引西方教育乃至哲学的发展。[17]学者们意识到了中国教育传统的重要性,但还很少真正地与传统对话,深人到教育传统中去,以便古为今用。 中国传统经典中蕴含着深刻哲理和教育意蕴,中国的教学传统到底是什么,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现代教学理论所援引?这些问题可以深人探讨。"《中庸》以'道'为核心内容、以'尊德性'和'道问学'为途径方法的生命教学思想是儒家乃至我国传统生命教学思想的集中和典型概括,具有本土生长性、适应本土性、实践操作性等突出特性。"[18]"生命教育"倡导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是针对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衍生出的庸俗大众文化而言,其涵义远不如《中庸》丰富而意蕴深远。但此文援引《中庸》以为当下教学理论的资源的尝试是非常宝贵的。 该主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从哲学高度上思考和把握课程与教学的百年历程。如有研究者将百年来的教学论分为四个阶段:知识哲学教学论一主体性哲学教学论一对话哲学教学论一主客一体教学论,并认为朝向中国教育哲学传统的复归正是教学论未来发展的方向。[19] 第二类研究通过回顾和反思百年历史进程,提炼出若干具有共性的特征和问题。研究者依据中国近代教育家对西方教学论态度的变化,将近代教学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分为五个时期:观风期(1840-1861年)、尝试期(1862-1900年)、教授法时期(1901-1918年)、教学法时期(1919一1936年)和民族化改造时期(1937-1949年)。[20]虽然其对中国气论的论述有待商榷,但对于教学论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注意对中国传统的吸收之立场是可取的。 第三类研究是对具体的教学与课程问题探讨,涉及语言、英语、数学、历史、音乐等诸多学科的教科书和教学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极其关注民国教科书问题(共计27篇),并且很多学者是把教材、教学问题置于文化转型、价值观转变、国民意识重塑、社会控制等背景下考察的,使得相关问题在复杂的历史关联中呈现出丰富的面貌。21"教科书的基本功能除了传授相关知识和生活技能外,它还是政府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所提供的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念。"[22]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当时的学者在编写各级各类学堂的新式教材时,固然有知识的考虑,但社会因素也是考量的重要方面。不单纯将教科书视为客观的知识文本,便能借由教科书等观察到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近年《开明国语读本》等老教材的再版引发了当下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讨论。但不少研究者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投射了过多的理想色彩,籍此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致使有些研究成果略有脱离历史情境之嫌。研究者对具体论题的关注范围较为广泛,但基本只就各自论题发言,对同行的研究关注甚为欠缺。另外,对教科书、教学法的考察,仅围绕着制度文本和教材文本本身展开,并未真正深人历史情境,在历史与文本、制度与现实的互动中的讨论也较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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