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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4)式的回归拟合值来计算髙管预期薪酬，进而利用(5)式求得高管实际薪酬与预期 薪酬之差，即高管超额薪酬。最后，利用(6)式对高管年龄与高管超额薪酬间的关系进行验证。模型 中，ln(SoZa/7)为董事长薪酬的自然对数;变量为无形资产/总资产;变量Zone为企业所处区域。其 余变量定义与上文一致。（6)式的回归结果列于表8。通过分析可知，私有企业中，髙管年龄(绝对年 龄和相对年龄)与超额薪酬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国有企业中，绝对年龄与超额薪酬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相对年龄与超额薪酬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这表明，中国上市 公司中，高管年龄显著地正向影响了其超额薪酬。 其中，So/o/y为董事长绝对薪酬，Age为董事长绝对年龄,_DPeJ：/b变量表示企业业绩波动的情 况,如果向下波动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检验的结果见表10,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 变量的前提下,虚拟变量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也就是业绩向下波动组的高 管薪酬明显要比业绩向上波动组低,但是发现业绩波动虚拟变量与年龄变量Age的交乘项 与高管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反映高管年龄降低了业绩下降组与业绩上升组之间的薪酬差异水平。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高管年龄与薪酬之间存在的管理者权力理论解释。 六、进一步研究：社会基础与企业现实选择 1.高管年龄与薪酬水平:政治资本的中介效应 前文证实管理者权力理论下的高管年龄会影响其薪酬水平以及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降 低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在强调资源禀赋的市场环境下，高管年龄产生的权威与权力可以从年龄背后 的社会资源去探究。在中国按资排辈的传统文化下，年龄越大的个人可能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资 本，从而增强了其在社会契约中的影响力。本文这里进一步检验了高管政治资本在年龄与薪酬水平 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对于政治资本本文采用虚拟变量(P〇&ic)进行刻画，若董事长具有政治背景 取1，否则取0。政治背景的判断标准为:是否在人大或政协任职。该数据从企业年报高管简历中获 取。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本文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检验:第一步， 检验高管年龄对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第二步,检验高管年龄对高管政治资本回归系数是 否显著;第三步，将高管年龄与高管政治资本同时对高管薪酬回归，观测高管政治资本对高管薪酬 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观测高管年龄对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若该系数显著，则高管政治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具体模型及检验结果见表11,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第一步中，高 管年龄对薪酬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步中高管年龄对政治资本的获取也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第三步将高管年龄与高管政治资本同时放人模型中进行检验时，它们对薪酬水平都具有 显著的影响。根据上述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与判别，可以发现政治资本在高管年龄与薪酬水平之 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反映在现实中可能就是年龄越大的高管其具有政治资本的可能性越 大，而通过这种政治资本增强了其在薪酬契约签订中的谈判力和控制力，从而获得了最大化自身 效用的薪酬。 2.企业的现实选择:绩效之外的考量 聘任年龄越大的高管，企业需要付出更高的薪酬水平，而经验证据表明年龄越大的企业高管并 没有更好的企业业绩。这样的逻辑下为什么企业还会选择这种权力型的高管。当然对于国有企业 而言相对可以理解，这是体制内按资排序的传统,而以效率为根本的私有企业为什么还会去进行这 种看似“非理性”的选择。这其中可能涉及到本文未曾考虑到的因素，如企业风险。更好的业绩当 然是企业高额薪酬付出的理想结果，但是除了更好的业绩，企业持续、稳定经营是重要风险防范目 标，这些需要管理层更强的权威和控制力，以应对企业复杂的经营环境，而年龄越大的企业高管社 会资本可能更为丰富，更具有资历与威望,能够更好地实现控制。一般而言规模大的企业组织结构 与经营相对更为复杂，需要管理层更强的控制能力，因此本文预期规模越大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年龄 相对高的髙管，以确保对企业的控制力，使企业持续、稳定的经营。本文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 结果可根据需要提供）,结果发现无论是私有企业中还是国有企业中，企业规模越大，聘任的高管年 龄越高，反映了企业聘任这种权力型高管并非仅仅关注业绩，对企业的控制力和风险防控，促使企 业稳定经营也是其愿意付出更髙薪酬的可能原因。目前国外的研究同样发现，除了企业业绩，对企 业风险的控制力也是对高管付出高薪的原因，如Adhikari et alP在美国颁布SOX法案的背景下对 高管薪酬进行的研究发现，由于年长高管在完成该法案规定的要求时更加可靠而且值得信赖，相对 于年轻髙管而言，他们的薪酬水平会更高。 七、研究结论 中国传统社会中按资排辈的资源分配秩序在组织内可能依然存在。本文利用中国2004-2012 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高管年龄对其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管年龄对 薪酬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年龄与绝对年龄越大的高管获得了更高水平的薪酬，但同时发现与 薪酬存在显著关系的年龄与企业业绩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高管的年龄降低了薪酬业绩 的敏感性，尤其是业绩下降时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反映髙管的权力干预降低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研究证实在中国当前按资排序的资源分配秩序在组织内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基于年龄 的权力干预与权力摄人存在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年龄越大的企业高管更可能具有政治资本，而这 种社会资本增强了其在薪酬契约签订中的谈判力和控制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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