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这个畸变心灵没有产生血腥残酷的后果（最后我“开释”了绿藤）。但这不足以让我们庆幸。“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亦言之，强者的快乐建立在弱者的痛苦之上，弱者的自由靠的是强者的恩赐。“我”释放绿的理由不是良心发现，良心早就昭然，只是始终没有行动的自觉。不是所有的丑小鸭都能变成白天鹅。简单地理解绿藤“永不屈服向往光明”的冠冕堂皇，不能掩盖所有生命的苦难。弱者就是这样，连庄严的死去都是一种奢侈，只是在强者的股掌间漫长地熬尽生命所有的能量。

　　藤萝不言，自有隐衷。自由谈何容易。

　　3、一个迷茫心灵的自我救赎

　　“我”应该不是一个真实的陆蠡，作者只是以这样的生动和深刻在完成自我和他我的警示，在那样孤独压抑的困境中，一个真实的人极易走向畸变的极端。在文章初始，寓居的逼仄大概是暗示了作者的处境，那样一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找到一千个孤独和压抑的理由，并且时刻清醒地寻找一个通往阳光和绿色的“小圆窗”。生活中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就被作者赋予了一种时代的和永恒的意义。是不是预示着作者或某人，寻找自由却被自由所困的人生境遇呢？不得而知。但时隔一年，还被作者拿出来纪念，想罢是有点不寻常的意义的。

　　那“我”何尝又不是自我的囚徒？释放了绿的自由，便是释放了自己的心魔。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短诗《鸟笼》：“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两者意蕴是惊人的相同。

　　不自由，毋宁死。正是守望着自由的尊贵，正是品尝过囚徒的滋味，陆蠡在失去自由的时候，选择了用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让一个人慷慨赴死，总得有些站得住脚的理由。

　　4、一个面临苦难的人生哲学

　　“我”给予常春藤的恩赐是源自于“我”的处境的改变。就是说，强者是个相对的概念，常春藤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畸变的心灵如同瘟疫一般有极强的传染力，在向比自己更弱的人侵袭。在瘟疫肆虐的环境，不排除有超强免疫力的圣人，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呈现的宗教般修炼的境界，但那不是常人的叙事，我们不能奢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能修炼到这种境界。悖谬的是，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那支无助的，被一张命运大手控制的常春藤呢？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自己手造的一张大网所决定的呢？在正视苦难的前提下，作者完成了一个有关生命伦理的探索：人的底线，是不把苦难转嫁给他人，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常春藤人格化，再引进抗日战争的背景，我们发现，作者似乎又完成了一个社会的预言，我们可以解读到更多的意义。如果我们每个人就是那支常春藤，我们拷问自己：我们怎样面对这样的囚禁？盲人歌手周云蓬有一首歌《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通过对数十人的拷问，回答了众生在苦难降临后可能的态度，有逃避，有轻生，有留恋，有报复，也顺命，有豪情，有坦然，有消沉，有博取，有自甘堕落，有人格分裂，有选择动物般的生存……理由都真实得让我们同情，但理想主义的选择只有一个。在一个理想社会未基本构建的情况下，人可能自觉地把自己异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也必然加剧了自身的苦难，这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历来如此。所以，作者似一个预言家一般在宣告一个社会的箴言，一旦亡国，人们会陷入怎样的苦难的泥潭。在此基础上，所谓追求自由的意义才不是那么骨感，实现的途径才不被读者遗忘。

　　这样，一篇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才有了真实的依靠。即使当时非抗日战争的背景，即使是回望遥远的现在和未来，本文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