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涉及到宏观历史现象和一些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的文本（尤以鲁迅的作品为代表），文本的个性化解读似乎没有必要，人们用先验的某些思想观念（也是单一的或集体化的）去对照文本，然后加深对这些既定思想观念的认同感——文本解读进入一个程式化的封闭系统。

　　以《囚绿记》为例：不知是不是文本中抗日战争的宏观背景不经意间的流露，还是陆蠡被赋予的革命家的身份和遭日军屠戮的人生结局，许多课堂对《囚绿记》的解读，总是以此将有社会标志意义的事件作为切入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角度，作为分析文本价值的参照物，然后陆蠡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屈的光明和自由的追寻者，绿就是陆蠡品质的一种昭示。从文本的教学内容确定的意义上说，宏观社会背景是绕不过去的坎，这样的文本解读思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一些合理性。但单单以此为陆蠡的某些“崇高”张目，牵强或自媚不说，还难以突破逻辑的常识：囚禁弱者的人咋就高尚了呢？

　　显然，这些宏观角度是否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全知全觉能力，这个参照物又是否映射文本对象的全部的生命细节和价值？不尽然。这种本末倒置的文本解读思想在今天大行其道，导致的结果是，极容易把一个人当成某个意义的工具，人及人发生的事情极容易被当成一个概念和符号的存在，连死去的人都可以重新定性，因为他已经无法辩解。

　　语文不是考古学，不是靠着出土的残砖断瓦无奈地猜测着历史的原型，重复证明已然存在的历史规律，“由大而小”增添历史的细节；语文的得天独厚就是，文本本来就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枝繁叶茂，语文永远是用真实的形象和细节说话，为历史添上不可动摇的注脚，是“由小而大”的微言大义。说到底，用“由大而小”思路上语文课，这是一种非独立精神下的文本解读态度，这也往往导致与作者的原本意图大相径庭。傅国涌先生十分推崇早年活跃于中国的苏珊·桑塔格女士的思想方法，反对“将世界纳入事先预设的意识系统，貌似严肃实则花哨地玩弄概念、名词的那种‘阐释’，其结果只是‘影子世界’取代了‘真实世界’，无比复杂、多元的世界被‘阐释’得那么可怜、那么简陋”的“阐释”。但貌似我们现在的很多语文课在做与这相反的事情。

　　那么，《囚绿记》会有怎样的“由小而大”呢？

　　1、一个因爱而囚的事件叙说

　　“囚”是个极其明了的会意字，却总是演绎人类最为刻骨铭心的事件。我们熟悉了人类无数个把异己或无法控制自己无限欲望的人关进囚笼的故事。但是，本文却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另一种囚禁事件的典型——因爱而囚——别忘了，“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以至绿成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的慰藉。

　　然而，这仅仅是暂时的。“孤独和陌生”还是让“我”的心理走向畸变——“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绿完全成了我的附庸；直至最后，哪怕绿“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哪怕“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得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虽然“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但绿的病态竟是“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的理由。——这个魔念的可怕就在于“明知有害而为之”，是那么的情不由衷，却又如命中注定不可违背。文章就是这样真实地告诉我们，从带有善意的占有到万劫不复的魔念，距离并不遥远。

　　2、一个孤单生命的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