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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进一步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地方政府绩效问责机制正确、有效发挥作用提供制度基础。乡镇政府领导的印象管理活动是其应对绩效问责的理性选择，在绩效问责制结构、过程和要素匹配等方面存在大量冲突因素的条件下，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赢得执政的合法性和资源。从理论上讲，绩效问责机制应以激励管理者努力创造、促进政府绩效改进为目标，约束那些无助于提升政府管理效能的印象管理活动，而合理设定其事责目标和减少财力-事责之间的冲突是实现该定位的一个关键，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近期广受社会民众热议的“383改革方案”提出“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明确指出“以事权合理划分重新确定财力配置”、“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边界”，为优化绩效问责机制的作用开辟了新的空间。 第二，以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强化公众参与、重塑公共信任。在目标责任制情境下，对于绩效问责机制之所以导致诸多悖论式的后果，政府职能的异化和普遍的信任缺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本应由公众赋予，然而“对上负责”的绩效问责机制迫使地方政府热衷于经营形象，以获得合法性和创造政绩所需的资源。当绩效问责机制沦落为推卸上级责任和迫使下级服从的工具时，面对多元利益相关者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理性的地方政府领导采用各种非正式的手段完成正式的工作，足以导致“政以贿行、官以私进”的非预期结果，不断侵蚀社会中的信任基础。目前，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已成为当代社会共识，强化公众参与、重塑公共信任显得尤为必要，这给完善目标责任制情境下的绩效问责机制提供了契机。 第三，地方政府管理应注重“法治”，由依赖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转变。不能依法行政是绩效问责机制过度强调控制与服从的思想根源，它将地方政府间关系简化为蕴含各种冲突的“对上负责”，采用印象管理策略来“唯上”就不可避免。绩效问责机制中的“一票否决”将“任务问题”转化为“位子问题”，决定乡镇政府领导行为的不是法律法规而是“帽子”和“位子”，其核心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由于“目标责任制是个筐，上级想干的都往里装”，进一步助长了相当普遍的“人治”现象，激发了乡镇政府领导大量的印象管理活动。要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准绳，推进依法行政、公开透明，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 总体上看，尽管当代中国政府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仍有诸多初衷美好的体制安排却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甚至蜕变为贻祸不浅的“劣政”。假如说“演戏”、“闹剧”式的隐喻只是学者们的皮里阳秋，还保留着学术的优雅和温情，那么现实中因绩效问责而导致的“问责悖论”就更值得制度设计者们警醒和反思。尽管这些并未在本研究中得到直接分析和验证，但本文所揭示的逻辑对于解释这些现象具有适用性。要有效引导乡镇政府领导的印象管理行为，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这些现象背后的制度、管理和社会诱因，探索合理调控乡镇政府主要领导压力和动机的手段，建设更适宜于乡镇组织发展的制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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