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确实较少论及乌托邦的问题，而更集中地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这种理想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张彭松说："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之前马克思的思想还停留于乌托邦理论的思辨建构中，那么，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已经将其理论的乌托邦道德批判、价值维度及其对历史的终极关怀都深深嵌入对现实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实证的考察中，使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兼具历史感和总体性，内含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4]

　　当人们侧重从经济上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或许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时，往往就忽视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论的理想主义维度，也就使经济决定论成了唯一的信条。只有揭示出马克思社会主义论的理想主义维度，才能使它成为历史必然性与主动创造性、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批判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

　　二、对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要有一个合理的理解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中，人们往往从有限的实践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并认为只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真理，从而有权对它加以主观发挥，从而把它引向了实用理性的视阈。与此相联系，认为一旦有了话语权，就告别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但是，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5]既然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确认了实践的意义，那就应当把社会主义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认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有着一种难以解脱的内在联系，因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讨论乌托邦就要对它进行必要的辨析。乌托邦通常被认为是"乌有之乡"，但它具有表达着人们对现实的抗议和对美好社会境界的追求。以歌颂古代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乌托邦是一种自然经济下的复古主义，在抗议现实不平等中追求人人自由幸福的彼岸天国的乌托邦是宗教理想主义，把理想的道德人格视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条件必然寄希望于全能的救世主，在民众情绪理想化中把美好的社会构想付诸实际则会形成民粹主义，而在批判现实中追求平等自由、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境界的乌托邦又与社会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乌托邦确实有不同的含义和多重维度，因而把它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相联系，就必须对它加以限定，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讨它的意义。

　　当年，恩格斯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1]270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则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上探讨了乌托邦的意义，他说："我们应该根据乌托邦因素的变化去理解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将变得与物没什么两样。于是我们将会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状态，也就是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英雄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髙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6]如果我们把对乌托邦的讨论限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就会看到卡尔·曼海姆对乌托邦在社会发展中意义的论述，恰恰又可以与恩格斯对历史发展的分析相吻合，并在相互呼应中形成对乌托邦社会意义的理解。

　　美国学者赫茨勒则从更广泛的视阈中分析乌托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这种理想主义有一种潜力，并能最终推动人们把理想变为现实，因而不论在什么时代，乌托邦理想都是判定现实的有效的"上诉法庭"。他说："历史上不时总会有一些天才、先知、新思想的宣扬者、真理的预言者、极其热情的理论家，他们是超越时代的人，独树一帜的先锋。他们认识到有可能创造人类更美好的幸福，便要求扫除当前社会和道德的弊病，与他们的时代决裂，摈弃旧的传统与宗教、政治偏见，清除那些阻挠他们前进、使他们不得自由的种种遗产，摆脱'现行的'陈词滥调，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宣讲一些为群众所难以理解的东西，重新创造一个世界。"[7]249虽然他对乌托邦思想家批判现实中形成的理想主义没有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上进行阐释，而是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探讨理想主义的价值，也正与恩格斯所说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已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2]668的论述相契合。唯物史观不是否定精神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在精神追求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上认识理想主义在社会进步中的意义。虽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之为乌托邦，但也不能否认它所内蕴的乌托邦维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追求的关系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意义，并且从乌托邦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写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8]哈贝马斯说："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的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9]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认为：乌托邦"对现今起着评判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具有恩斯特·布洛赫所称的'乌托邦冲动'，能预见未来，能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地联系起来。只要我们在对过去历史进行阐释时牢牢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乌托邦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我们就能够将过去把握为历史的现在。"[10]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下人的异化与乌托邦问题的研究，对我们绝非没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它所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现实中的理想主义维度，应当认为它是在发达资本主义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不是把乌托邦视为对美好社会的详尽规划，并排除它的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使之立足于对现代社会种种矛盾、弊端和各种问题的拷问，揭示它对现实的批判超越和对未来的追求，它显然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相共生，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学术表达。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这种批判超越的乌托邦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表达着对现实的判断和拷问，可以使人们摆脱工具理性主义的困扰。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它在使社会走向功利化中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使人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成为被外在力量控制的"单向度的人"。乌托邦对此加以拷问和批判，引导人们走出工具理性的困扰，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寻求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其次，它以强烈人文的关怀，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种乌托邦体现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理想主义的追求，都是围绕着人的现实困境而展开的。它批判理性主义对人的奴役和对自由平等原则的扭曲，抗议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追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全面自由发展，使人们以清醒的头脑认识社会现实，以进入更髙的社会境界。

　　再次，它以人为核心命题追求终极关怀，在超越现实中形成理想主义精神。这种乌托邦以理想主义的普照之光照亮现实的黑暗角落，形成人们对现实的洞察力，使人们解放思想，看到现实的不合理性，唤起人们追求未来的热情，在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之后，以人为核命题评判历史与现实，以批判的超越的精神寻找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