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始检验

　　基于倍差法和匹配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初始检验，具体如表所示。方程是不加任何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基准检验。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量，但没有控制固定效应。方程的基础上逐步控制固定效应。而是度量企业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的变量。

　　它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随企业特征和固定效应的控制变得不稳健。方程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不考虑企业基本特征和时间维度的影响时，实验组企业不一定比对照组企业出口更多。中如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如果控制了企业特征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影响，在不考虑时间维度时实验组要比对照组企业出口更多。中如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考虑到地区和行业方面的因素，实验组企业其实要比对照组企业出口小。从如的估计系数来看，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的实际出口可能是无差异的。这说明如果不考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后时间维度的影响，实验组企业不一定比对照组企业出口更多。为了克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年第期表初始检验“自选择效应”,销售的成本不一定比出口成本低。这取决于具体的行业特性。就很多行业而言，国内竞争比国外竞争可能更加激烈。因此，出口企业未必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第二，本文企业数据匹配的问题。对于企业的显著为负，还可能与本文的数据匹配有关。企业是数据匹配的关键变量，因此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不是很明显，或说两组企业之间的是无差异的。然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实验组企业的出口大幅上升，而对照组企业的出口增速可能较慢。此时两组企业的出口出现较大差异而企业生产率则没有出现较大差异，故而呈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企业人均资本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口越多的企业未必人均资本越多。这与我国目前的外贸出口结蒋冠宏、蒋殿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构一致：出口中很大部分来自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又是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将产品简单加工和组装后即可出口。这使企业不必进行巨额机械装备和其它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我国出口越多的企业不一定人均资本越多。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出口越多企业规模越大越有激励利用国际市场开发规模经济优势。而企业经营时间系数和符号都不稳健表明企业经营时间对出口的确切影响并不确定。企业是否有外商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有外商投资的企业往往出口越多。这与传统预期一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进行产品加工和组装，而后将这些产品转销母国或其它市场。因此有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出口也越多。

　　二）特定东道国检验

　　的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取决于东道国的收人水平和市场规模。东道国收人水平越高则要求企业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越高。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身特点。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没有优势。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要求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寻求发达国家市场的直接投资对企业的生产率门槛要求更高。从目前发展阶段看我国大部分企业可能还不能达到这种生产率门槛要求。因此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往往不采用水平型直接投资。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较低。这压低了企业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所以，东道国收入水平差异要求企业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存在差异。这就造成了我国企业以不同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在高收入国家我国企业可能更多采用非直接生产型的投资方式（如商贸服务）。在中低收人国家我国企业可能更多采用直接生产型的投资方式（如当地生产）。本文的样本数据也支持了我们的分析。这两种不同投资方式对企业“出口效应”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前者降低了企业出口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后者对企业“出口效应”的影响取决于贸易形式。如果企业在东道国生产最终产品时需要从母公司进口中间产品，则可能是对企业出口的促进。反之，则直接替代了母公司出口。此外，我们还发现我国部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逃避或投机”的动机。如部分在香港、澳门和传统避税“天堂”投资的企业在取得外商投资身份后又返回中国大陆投资。这些企业的目的很可能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身份获得更多优惠政策。因此，这种投资很可能不会影响企业出口。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有两个检验目标第一，我国企业投资高收人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第二，我国企业投资香港、澳门和传统避税港是否存在显著“出口效应”。基于以上目的，我们进行了如表的检验。而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不考虑时间维度的影响时实验组企业不一定比对照组企业出口更多。系数和显著性与前文一致，这里不再详述。核心检验变量显著为正，说明投资高收人国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核心检验变量而士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投资中低收人国家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这表明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可能并不是对企业出口的完全替代或完全促进。核心检验变量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企业投资香港、澳门和避税港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核心检验变量不显著说明在香港、澳门和避税港投资对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不明显。企业特征控制变量系数和显著性都稳健这里不再详述。

　　三）特定投资动机检验

　　第三部分中，我们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对企业“出口效应”的影响。根据上述影响机理我们可以得到个推测：第一，商贸服务型直接投资可能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基于市场寻求的当地生产投资是否促进企业出口取决于贸易的产品形式；第三，技术研发型直接投资可能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水平而提升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资源开发类投资可能通过带动配套机械装备的出口而促进企业出口。上述影响机理是本文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础。因此，本小节的目的是检验各种投资动机对企业“出口效应”的确切影响。具体见表。核心检验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商贸服务类直接投资明显促进了企业出口。核心检验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企业的当地生产类直接投资对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可能说明当地生产类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生产最终产品后替代了母公司同类产品的出口。

　　四）滞后效应检验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将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角度来分析出口的滞后效应。商贸服务类直接投资通过接洽客户、宣传产品、收集市场信息和建立营销网络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但是上述途径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需要时间让消费者熟悉和接受企业产品。以产品宣传为例。产品宣传首先需要策划和发布广告然后消费者熟悉和尝试产品，最后消费者才可能接受产品。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再如技术研发类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后首先需要学习新技术，然后将掌握的新技术反馈母公司，母公司掌握新技术后提升了技术水平，技术水平的提升增加了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因此技术研发类直接投资传导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提升也需要一段时间。综上分析，我们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但是我们还需要问这么一个问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出口有持续影响力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当东道国市场对企业的产品需求趋于饱和时产品的进一步需求可能减少。因此，企业对东道国的出口可能不会持续增加。所以，通过上述两方面分析我们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的出口可能是先上升后下降，即呈倒“”型。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六、广度边际检验

　　检验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额（出口交货值与销售额的比值）。因此我们是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深度边际（影响。在企业数据样本中我们发现部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后由不出口转为出口。这说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影响企业出口的广度边际。为此，本文采用模型对企业出口进行广度边际检验，以检验企业对外直稳健性检验接投资是否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概率。

　　七、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这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在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我们也关注该问题。为此，利用我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首先尝试性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出口的机制。然后，利用数据匹配方法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找到了可供比较的对照组企业。在以上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经过检验，我们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出口，而对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的“出口效应”不明显；第三，对香港、澳门和避税港投资的“出口效应不明显；第四，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最明显；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第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企业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以上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我们清晰展现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对出口的影响。这为考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对母国的影响提供了可靠微观证据。

　　我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即从过去的“引进来”为主，发展到现在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阶段。本文针对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从微观企业角度考察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贸易效应。众所周知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企业的出口形势更加严峻。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来稳住我国的外贸形势。本文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必然直接替代出口，而是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这对于面临严峻出口形势的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正面且可借鉴的经验。特别是我国企业的商贸服务型投资和对高收人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面临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苛刻的非关税壁垒我国企业仍然可以通过灵活的投资策略促进企业的出口增长。这说明我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来促进对高收人国家的出口。

　　此外，针对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现象我们也会质疑我国企业的大规模转移是否会替代直接出口，进而导致失业增加，甚至相关产业的“空心化”？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导致相关产业的“萎縮”或“空心化”

　　，进而导致出口下降和失业增加。特别是年金融危机后，这个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特别明显。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会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替代企业出口。这说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明显替代企业在母国的经营活动。所以，鼓励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或产业转移并不必然“损害”

　　母国的出口或产业结构。因此类似欧美国家跨国公司产业转移而导致的母国产业“空心化”还没有在我国发生。于是，支持和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利用国际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战略仍然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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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