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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集体记忆理论过于关注记忆建构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记忆建构的伦理问题。以安妮o弗兰克的记忆史为例，在二战刚结束时，安妮o弗兰克的形象是悲观的、灰色的，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强调安妮日记振奋的一面，弱化悲惨的一面。在1955年的舞台剧《安妮o弗兰克日记》中，该剧的编剧甚至设计了这样的台词：安妮在荷兰的集中营里很愉快。"①与这部舞台剧一样，贝尼尼的电影《美丽人生》讲述了一个犹太男孩在集中营很快乐的故事。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关于安妮o弗兰克的文学记忆是人们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问题在于，这样的重构是真实的吗？这样的编造是道德的吗？说哈布瓦赫在集中营里很快乐，他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其四，集体记忆理论过于关注地点、仪式等物质性的记忆载体，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等无形的记忆媒介的重要作用。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中，哈布瓦赫指出，圣地是一个记忆建构的产物。为了使福音书中的虚构故事更加真实可信，"基督教的记忆试图在空间上将自身定位在耶路撒冷和圣地之中"②。保罗o康纳顿指出，哈布瓦赫虽然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却不明白集体记忆是由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③。由此，保罗o康纳顿将集体记忆的研究重心转向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哈布瓦赫和保罗o康纳顿都未能注意到，在建构社会记忆方面，文学艺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顶桂冠非延安歌剧《白毛女》莫属。延安鲁艺并没有选择将一个虚构的民间故事改编为破除迷信的启蒙主题，而是着力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阶级斗争主题。事实证明，这种主题先行（革命压倒启蒙）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在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中，《白毛女》是动员群众最有效的手段。"一个由民间传说改编的歌剧对历史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同时也充分印证了福柯关于话语产生事实的论述。"④ 二历史一调 在社会学领域的中国记忆史研究中，周海燕的《记忆的政治》是一部广受好评的著作。仅在思想考古学的意义上，该书也许可以与高华那本关于延安整风的历史著作相提并论。哈佛一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教授指出："就当代中国政治及社会史研究而言，周海燕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著作，有着杰出的贡献。关于党治如何掌控民众对复杂历史事件的记忆，周著阐明了它的基本模式与诸种内涵，其意义远超个案研究。这一运动的过程，是关于威权统治与政权合法性的宝贵课程--对毛时代的中国如此，对后毛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是。"⑤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社会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周海燕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贺敬之、马可创作的歌曲《南泥湾》，以及王大化、李波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文艺作品。在周海燕看来，作为一种管理社会记忆的权力技术，歌曲《南泥湾》也许比《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更为有效："文件会被湮灭，报告会被遗忘，新闻终将成为旧闻，但正是这些文艺作品使得一系列被我们称为'南泥湾精神'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被牢固地保留至今。"⑥周海燕的研究证明，控制、管理社会记忆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文学艺术诉诸人的情感和审美形象，是动员人民群众、刻写国家记忆最有效的技术。 由于周海燕有着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背景，她在权威媒体的词频分析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面，显得游刃有余。问题在于如何让数据和事实说话，这就涉及到史料编纂与历史叙事的方法问题。而在叙事方法上，《记忆的政治》明显借鉴了柯文的《历史三调》。如果我们对读《记忆的政治》与《历史三调》，就会发现两部著作在历史叙事方面的一些有趣差异。 《历史三调》的基本观点是建构主义的，即"义和团"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体现为历史记忆的文化建构：被历史学家建构为勤王靖难或文明冲突导致的全球事件，被亲历者（义和团员、传教士）建构为降神附体或恐惧事件，被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建构为迷信活动或爱国神话。从逻辑上说，这三种建构历史的路径可能是重合的。正如程歉所说，亲历者"口述的'经历'多少已经'事件'化，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年代中也已经'神话，化了。"①实际上，柯文也认识到，"了解历史的这三条途径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但他坚持认为：它们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更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大不相同的。"②这就涉及到三种史料的不同性质及其编纂方法。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批评了两种史料编纂的方法。一是建立在"活的记忆"基础之上的口述史学，二是建立在"权威的证词"基础之上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柯林武德指出，古希腊的口述史学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历史眼光短浅。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把自己束缚在一根绳子上，这根绳子就是活着的目击者的记忆，绳子的长度就是"活的记忆"的长度。_旦他们叙述的过去的事件超出了那截绳子，就成了传说，而不是科学③。由于"一部世界史是不能仅凭活着的目击者的证词写出来的"，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剪刀加浆糊"。所谓"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是指"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迷信权威，历史学家自己就是权威。历史不是已经逝去的过去，而是过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荡漾"，"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中重演"。柯林武德由此提出了"_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史学方法。 从史料编纂的角度来说，柯文采用的第一类史料（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类似柯林武德所说的"权威的证词"与此相应的是"剪刀加浆糊"的编纂方法），第二类史料（作为经历的义和团），类似柯林武德所说的"活的记忆"与此相应的是"口述史学"的编纂方法），第三类史料（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类似柯林武德所说的"过去经验之重演"与此相应的是"思想史"的编纂方法）。从叙述顺序来看，"作为经历的义和团"显然应该放在最前面，因为过去是先被人们经历，然后才被重塑或神话化的，但是柯文将"经历"放在"事件"之后。对此，柯文解释说：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希望本书能引起普通读者（非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对他们而言，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故事性叙述读起，可能更容易产生兴趣。其二，我认为，本书所探讨的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在逻辑上或认识论上没有哪一条的地位一定比另外两条高。"⑤ 从著作体例来看，《历史三调》与传统史学著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其中每_部分都有_个"绪论"，这似乎不符合学术著作的写作惯例，但可以给读者带来_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柯文之所以有意抛弃传统史学著作单一视角的线性叙事，转而采用一种"罗生门"式的多声部、多视角的叙事方法，除了基于"读者兴趣"的考量之外，还与他对"历史是什么"的理解有关。如果柯文采用绝对单一的叙事视角，尽管更能证明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的正确性，却牺牲了历史的生动性和偶然性。 "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中重演过去"，正是周海燕在《记忆的政治》中采用的史学方法。首先，作为推论前提，周海燕综合了哈布瓦赫和福柯的基本观点，将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南泥湾叙事"界定为权力话语建构的社会记忆。在展开论述时，作者并没有像柯文那样采用独立的"三声部"叙事结构，而是将作为"事件"与"经历"的大生产运动揉合在一起。在《记忆的政治》中，"经历"显得微不足道，被淹没在"神话"的主旋律之中。而在《历史三调》中，"经历"无疑是主旋律：篇幅最大（约为"事件"加"神话"之和的两倍），用力最深（涉及直隶、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数百位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以及数十位传教士、士绅等目击者的随笔、日记、回忆录等文献资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尤其是关于"降神附体""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的故事）。 其次，从史料运用的角度对读《历史三调》与《记忆的政治》，不难发现，《历史三调》在叙述义和团民的个人经历时采用了大量二手口述史料，并详细注明了受访者的姓名、地址、年龄等重要信息。而《记忆的政治》在叙述作为"经历"的大生产运动时，很少采用当事人尤其是普通士兵和农民的口述史料。作为"个人经历"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领导干部（例如王震）、知识分子（例如丁玲、陈学昭）、劳动模范（例如吴满有、赵占魁）的经历，而缺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声音。那么是不是作者缺乏这方面的口述资料呢？根据作者的交代，她曾在南泥湾地区进行了四次调查，其中包括约500小时的入户访问①。而在第七章《作为地理实在的南泥湾》中，作者确实采用了一些南泥湾的受访者（化名GWS、CLY、GJY等等）提供的一手口述资料，但是这些口述资料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大生产运动"，而是"三年自然灾害"。两相对照，不仅使人产生疑问：长达500小时的入户访问，为什么很少涉及作者的研究对象"大生产运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作者更多采用来自底层的口述史料，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声音。 应该说，柯文的"历史三调"是一种充满张力和魅力的历史叙事，更能体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如果说柯文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三个答案，《记忆的政治》就只有_个答案：历史是权力话语制造的神话。因此，在《记忆的政治》中，即使作为"个人经历"的大生产运动，也完全成为权力话语的记忆建构。这样，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叙事就变成了"历史_调"。 以《记忆的政治》第六章《话语即权力：大生产记忆的三次重构》为例，这一章尽管在形式上类似柯文"作为神化的义和团"的"三段式"叙事（新文化运动、反帝运动、"文革"），但在内容上明显缺乏柯文的叙事张力。即以两书重合的"神话"阶段（"文革"时期）而言，柯文指出：一流的神话制造者绝不会完全无视历史事实。"②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周一良回忆，1976年"批邓"公开化之前，支部书记布置了-篇命题作文:《再论孔丘其人》。支部书记问：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回答：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柯文注意到，在"文革"时期所有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处提到义和团的天神附体和各种法术。这个充满吊诡的事实耐人寻味。一方面，装神弄鬼有损于红卫兵的光辉形象，因此"文革"时期的历史学家"毫不难为情地"过滤掉这个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排斥降神附体也具有几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味，解构了义和团御风飞行、刀枪不入的神话，这表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义和团的描写并不都是胡说八道"④。 《记忆的政治》的"历史一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史学研究的两个著名命题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_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克罗齐与柯林武德的历史建构理论认为，历史是基于"现在的兴趣"和"历史学家的思想"对过去的重构。这种历史观是对"史料即史学"的有力反拨，但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一种新的神话。柯林武德指出："记忆和历史学之间的不同是，在记忆之中过去单纯是一种景观，但在历史学中它却是在现在的思想之中被重演。"?这就存在用历史取代记忆、让事实服从思想的危险。 正是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出发，《记忆的政治》对"大生产运动"的思想史意义进行了过度阐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仅在"劳动"与"改造"的关系上，《记忆的政治》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大生产运动"是非常时期的无奈之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劳动"渡过战时经济困难，而不是对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劳动"与"改造"的关系上，"大生产运动"既不同于苏联以盈利为目的的古拉格，也不同于"文革"时期以"改造"为目的的"五七干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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