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女性主义电影一词是个“舶来品”，或许到了中国，它就会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因此，探问“中国式”女性主义电影及其所言说的“中国式”女性主义经验究竟意指何谓，或许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也颇富影像创作现实意义的问题。当代女导演李玉十年创作、五部作品的风格演变，留给我们一些怎样的有益启示呢？如果速写式地勾勒一下其影像叙述的演变轨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一条线索：另类独行的女性叛逆（《今年夏天》）——孤独悲怆的文化抗争（《红颜》）——荒诞犀利的时代揭弊（《苹果》）——生命信仰的终极追问（《观音山》）——女性心理的梦幻呈现（《二次曝光》）。看得出来，李玉的影像叙事风格尽管貌似有反复和摇摆的迹象，在每一部电影的内容和形式上也瑕瑜并存，但总体来看，其创作路子还是基本遵循着“变”与“不变”的艺术法则，并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女性电影之路。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的透视不变，这恰如李玉自言：“故事是假的，但心理依据是真的”；“在电影表达本身，我很骄傲自己的女性眼光。”而变的是导演从女性立场出发，赋予影像的文化、社会、时代及生命感悟的蕴涵却从单一走向了深刻与多元，这恐怕跟导演跳脱了纯粹执拗狭隘的女性性别意识，而具有一种影像传达更为宏阔的时代意识文化意识不无关系，李玉说：“我喜欢表达‘我还在’的这个时代。”此言传达出的不就是一种以女性个我的独具慧眼来审视时代大我的艺术自觉吗？众所周知，电影从它终端接受的角度言之，理当属于公共话语的范畴，且作为影像媒介，电影的本体性又是基于摄影的“写实”，因此，在我看来，在虚构的写实中，完成“我眼里”的关于“我们的世界”的影像叙述，恐怕是电影最为切要的题中之意。难怪乎斯图亚特·霍尔从再现什么与如何再现两个维度来分析影视媒介的功能和意义：“媒介有能力以某些方式再现世界。”但是，“由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可以通过那么多种不同或对立的方式来建构，所以，表现什么及表现谁是很重要的，如何再现事情、人物、事件和人际关系也很重要。”[3]在“如何再现事情、人物、事件和人际关系”的问题上，李玉守护着女性主义立场不变，关注女性的命运、倾听女性心灵的声音不变，作为女性导演特有的敏锐细腻感性的艺术触角不变，或许正是这些“不变”赋予她的影像叙事从题材到风格都享有一种一以贯之清晰可辨的女性主义特质；但在“表现什么及表现谁”方面，却伴随着导演影像再现（或者表现）视界的不断拓宽，呈现给我们的影像叙述的人文内涵却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基于此，李玉的影像叙述也越来越具有历史理性的深度和艺术传达的魅力，她的影像叙事伦理也越来越趋于建设性和可接受性。“世界的意义可以通过那么多种不同或对立的方式来建构”，毫无疑问，在影像作品中，关于世界与人生的意义是导演通过影像语言叙述出来的，基于女性立场的审视和叙述，我想绝对不应该是为了破坏性地撕裂两性世界，追求一种绝对的女权主义影像叙述快感，而是应该基于女性的眼光和意识，在更富感性的影像诉说中，揉进更加深广的人文意涵，使女性影像价值基于女性，又超越单纯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这样的意义建构和影像叙述视界是不是就是李玉影像作品留给我们的智慧呢？这是否就是女性主义经验的“中国式”意涵呢？当然，随之而来的影像叙述伦理诉求，在审视不和谐中追求和谐，是不是会给我们的两性世界、给我们雌雄同体的人类世界带来更多的思想启迪与意义建构呢？毋庸置疑，李玉的电影世界以女性经验与影像伦理的双声重唱，给了我们诸多的相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益启迪。

　　[参考文献]

　　[1]赵静.她们说——中国当代女导演十人访谈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81，96.

　　[2]JillNelmes.电影学入门[M].陈芸芸，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430.

　　[3][英]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M].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