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选择几部讲述相同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影片进行简要对比，去探寻20世纪最后十年影片价值观的变化的轨迹。从20世纪到本世纪初，中国电影界在十年间，三次将刺秦故事搬上银幕，分别是《秦颂》（周晓文，1991年），《荆轲刺秦王》（陈凯歌，1993年）、《英雄》（张艺谋，2001年）。篇幅所限，我们只对比一下三部影片中行刺秦王的段落。三部中最早的《秦颂》真正的主角是乐师高渐离，在行刺失败后服毒自杀，临死前说：“历史将记载，在始皇帝祭天大典上，仍然有人企图刺杀他。”这个人物身上承载的是个体对于权力和暴力永不妥协的态度，而从影片原名《血筑》（筑是高渐离行刺的工具），也可以看出创作者对于高渐离的行为持肯定态度。《荆轲刺秦王》中荆轲行刺失败被杀，临死前对秦王说：“你不如他（樊於期）守信用”。言辞中流露出嘲笑的味道，导演陈凯歌力图在影片中探讨权力和暴力对于人的异化与伤害，不只是作用于匍匐在权力脚下的受害者，而且同样用于手握权柄的加害者。影片中的秦王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逼死生父，杀死兄弟，赶走朋友，与母亲反目成仇，心爱的女人也投入他人怀抱。影片反思也许缺乏深度，但导演对于威权暴力始终怀有一丝警觉。而到了张艺谋的《英雄》，这份警觉彻底褪变为对于权力无条件地服从与维护，刺客无名将刺向秦王的剑锋换成了剑柄，并宣称“这一剑刺了，很多人会死，但大王会活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部影片中，借由刺杀行为的不同，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念的流变，从对于权力的行为上的抗拒，到意识上的警醒，再退至彻底的服从。而沉淀于传统文化中的皇权崇拜与迷恋，正是百年前五·四先贤们极力扫除的内容，将此等与文明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价值体系灌注于人物的行为逻辑中，在移情于影片人物的过程中势必引发价值判断的错乱。

　　以上三部影片是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演绎，我们再选择另外三部表现同一历史人物的影片进行比较，也会发现类似的问题。《赤壁》《关云长》和《铜雀台》三部影片中，曹操都作为主要或是重要角色出现。受统一史观的影响，自20世纪初，文学及影视作品便多将曹操塑造为乱世“能臣”，这不过是藉由其行为结果（统一）的合法性，反推其行为动机的合理性。但这三部影片却均未在曹操的统一诉求上花费太多笔墨，反而将曹操所有行为动机表述为对权力、财富及性欲望的追求，影片《赤壁》中曹操发动这场《三国演义》中最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夺取周瑜的妻子小乔，《关云长》中曹操把关云长的死亡作为增加名望的筹码，对权力与欲望的迷恋在《铜雀台》中走到了极端，影片通篇叙述曹操与汉献帝及伏氏家族争夺中央权力以及曹操与假扮宫女的女刺客灵睢的暧昧关系。影片《铜雀台》甚至用“权谋与欲望”用为影片的广告语。如果说追逐性权力、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人的正当需求，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许甚至鼓励，也作为影视作品凸显“人性”的重要手段，但是影片中主人公的追求目的与过程必须同时具有合伦理性，即儒家所倡导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为在人物成功达成目的的路径中，蕴含着影片所传导的价值。在《赤壁》中，曹操欲望的对象是他人的妻子，其目的本身已缺乏合伦理性，且在其通过暴力手段（兴兵伐吴）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明显带有恃强凌弱的成分。而影片《关云长》和《铜雀台》中，曹操为得名望、权力，耍阴谋、用诡计。《关云长》中曹操为阻止关云长离开，竟然用春药这种为人所不齿的手段；《铜雀台》中曹操对政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即便这是三国时代政客真实的性格特征，在文明社会也不值得推崇赞赏；反倒是作为曹操对手的伏氏父女身上体现出诸如勇气、忍耐、关爱互助等理想品格，伏完在刺杀曹操的计划失败后一人揽下所有责任，其女伏皇后在《三国演义》中原本是软弱可欺的弱女子，《铜雀台》却将其塑造成为救父不惜生啖熊肉（吃生肉本来是猛士樊哙的专利），慷慨赴死的女中豪杰。如此处理，难免使观众产生认同倾斜。

　　内地古装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暴力对抗构成的动作性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正如匈牙利电影美学作家伊芙特·皮洛指出的：“任何影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动作的再现，无论这个动作多么离奇，多么怪异。这个叙事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即便貌似矛盾，因为最抽象的概念，论题或判断也只能体现在一段故事的表现中，即直接的动作系列中”。古装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观众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抱着看武打动作设计与表演（俗称看打架）的目的走进影院或坐在电视机前的，这类影视作品中的武打场面经常作为影像奇观展示给观众，特别是历史题材惯常附带的冷冰器时代背景，其间刀光剑影，拳脚相搏，其精彩程度，远非火器时代的枪战爆破可比，乃至于如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系列也请香港武术指导操刀设计武打动作。但是众多国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用极具视觉冲击的打斗场面吸引观众时，却经常有意无意地突出打斗的暴力特征，同时淡化其伦理色彩和价值判断。因此，这些打斗场面往往呈现出一种“空心化”状态，即暴力失去了意义的支撑，沦为单纯的拍摄技巧和特技效果的展示。

　　暴力场面对于影视作品来说，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基于商业诉求，电影电视需要它吸引观众，而虑及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又必须对其破坏、毁灭的本质保持警醒与批判态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美善合一”，突出艺术的伦理教化功能，因此绝大多数为人们熟悉并乐见的暴力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含有伦理意味的善恶对立、正邪之争。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曹操与刘备两个军事集团的对立，《杨家将》《岳飞传》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雍正剑侠图》中，雍正与吕四娘之间的个人恩怨，都是如此。而近年来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特别是古装历史“大片”中的暴力段落中，却难以找到代表善良、正义的一方。影片《英雄》中，打斗场面很多是游戏式的“比武”，《十面埋伏》中暴力的目的是争风吃醋，《满城尽带黄金甲》每一场打斗都出于欲望和野心，《夜宴》棒杀段落将屠杀与虐待以极度仪式化的方式展现在银幕上，体现出对于暴力近乎病态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