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会议指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第一项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会议在陈述积极性财政政策时，首先提到了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之以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而在之后的改革环节，则包含了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

　　当前诸多宏观经济指标，诸如工业增加值增速、PMI等等，都预示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风险。从经济增长源泉的角度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囿于传统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始终难有起色，净出口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而持续萎缩，因此2012年最为可靠的增长动力仍然是投资，正是基于此原因中国政府必然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当然是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亮点，但是传统的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性政策依然会成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支撑力量。然而，这其中也不无担忧。根据央行2012年1月8日公布的统计报告，2011年全年财政存款减少300亿元，这创造了2000年以来的全年财政存款投放的历史记录，同时也意味着2011年12月单月的财政存款减少了132万亿元，2011年11月财政存款减少了3 762亿元，超过了2008年实施财政刺激的水平（2008年11月财政存款减少1 403亿元，12月104万亿元，全年增加408亿元）。2012年伊始，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支出已见端倪，5月份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节奏的行为更是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新一轮"X万亿刺激政策"的猜测，这不由得令人产生一旦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张，能否导致经济学中所谓"挤出效应"问题的担忧。换言之，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是否会导致私人部门的萎缩？本文使用200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的政府财政支出是否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国外的实证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总体上来说，可以将其研究结论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Aschaure（1989）通过研究美国的数据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因此不但不会降低投资水平，反而会对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Vijverberg（1997）认为，政府部门财政支出的先期扩张，会导致私人部门的繁荣，从而促进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Lopez（2006）对西班牙不同地区196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指出政府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溢出性，特别市教育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溢出性最为明显，但是地区间不存在政府财政支出的溢出性，即某个地区财政支出的扩张不会提高相邻地区的投资水平。Ang（2009）通过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多元协整的方法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出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性的，而是具有明显的互补性。Hatano（2010）考察了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误差修正机制从而导致长期的均衡状态，日本的证据表明财政支出对投资是具有"挤入效应"的。

　　第二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挤出效应"是客观存在的。Bairam和Ward（1993）研究25个OECD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24个国家都是负相关关系。此外，另有多篇文献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检验也都发现了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的"挤出效应"，例如Blejer和Kahn（1988）对24个发达国家的研究，Ghali（1998）对突尼斯的研究，Ghura和Goodwin（2000）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Kitaoka（2002）、Nakazato（2004）对日本的研究等等。

　　第三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投资的影响是状态依赖（state dependency）或者国别依赖（country dependency）。前者认为某些因素或者状态的改变决定了到底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而后者认为国别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到底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主要因国别而异。对于状态依赖的研究，某些文献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首要的关键的影响变量，例如Cohrane（2001）、Dupor（2001）提到，物价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或者地区的财政政策，因此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下结果会截然不同；而Devarajan等（1996）则认为财政支出是否为生产性的（productive）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同，则同时有可能出现"挤入效应"或者"挤出效应"。对于国别差异的研究则比较常见，Atukeren（2005）选择2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非洲国家存在"挤出效应"，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同时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Afonso等（2009）选取17个发达国家（包括14个欧盟国家、加拿大、美国和日本）进行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同样是财政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因国家差别而异。

　　对我国的财政支出和投资间的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存在"挤入效应"，例如郭庆旺（1999）、贾康（2003）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挤入效应"是存在的，研究方法则是采用VAR模型居多，最新的方法也有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存在"挤出效应"，例如张延（2010）研究了财政支出、投资和利率之间的关系，认为"挤出效应"尽管不大，但是仍然存在。此外，部分研究指出长期和短期结论可能会不同，地域之间也可能结论不同。董秀良等（2006）的实证结论是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则应为"挤入效应"。靳春平（2006）指出了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而韩仁月（2009）采用VAR模型对我国省级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为"挤入效应"，中西部地区则为"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