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转型：由人情走向契约

　　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着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这种人情关系有两个重要的特点：（1）它们都是私人关系的产物，不具备公共的性质；（2）在强者与弱者的人情关系网络中，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服从关系。因此，人情网络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往往扮演着负面的角色。它构成了贿选等机会主义行为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培养契约型社会关系。在契约型社会中，连接社会个体的不是人情关系，而是权利与义务关系。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中，关系网络之中每个人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行为规则均由权利义务关系决定，机会主义行为被严格禁止。从长远来看，这需要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村民自主治理等方式加以实现。

　　（二）观念革新：由私人走向公共

　　不论是在既有的人情关系网络中，还是在既定的利益关系格局中，每个行动单位（个人或者群体）所关注的其实都是私人或局部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贿选、拉票等行为从根本上而言，都是私人利益驱动下的不良行为。应该推动村民观念由私人本位向公共本位革新。这需要乡村公共精神的培养。乡村公共精神要求村民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在尊重和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我的个人利益。〔8〕

　　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充分发挥村落等熟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作用。村落具有浓厚的熟人社会色彩，它是非常的天然共同体，其中的成员具有较为强烈的公共意识，他们乐于为集体而奉献和监督他人。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还需要加强乡村公共生活平台的建设，可以通过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平台，也可以通过加强集体活动场所的建设，为村民相互交流，提高其公共意识打下基础。

　　（三）制度变革：由嵌入走向内生

　　乡村生活中并非无章可循，只不过其规章都是不成文的，具体表现为风俗、习惯等。村委会选举的规则都是成文的，并不符合乡村生活的惯例，因此并不能得到很好地遵守。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从根本而言，这些规则是否属于村庄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在村庄生活世界中取得“我们”的地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换言之，这些规则是否是乡村社会内生的，决定了这些规则在村庄生活中被遵守的程度。因此，应该推动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内生化。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民主问题。不容否认的是，当前村庄治理的规则大多是政府自上而下嵌入乡村社会的〔9〕，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它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他者”。在实行村民自治的情况下，既然村民是“自治”的，那么他们就应该享有制定自我管理规章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各层次乡村社会管理规章的制定都需要听取农民的意见，特别是在操作层更应该让村民集体自主决定。

　　〔参考文献〕

　　〔1〕杨善华，柳莉.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J〕.中国社会科学，2005，（03）.

　　〔2〕吴春梅，石绍成.意向性视阈下的村民公共参与〔J〕.广西社会科学，2011，（04）.

　　〔3〕〔6〕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108，66-67.

　　〔4〕骆正言.从乌坎事件看村民自决权的保护〔J〕.特区经济，2012，（10）.

　　〔5〕贺雪峰，仝志辉.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

　　〔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

　　〔8〕吴春梅，石绍成.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J〕.前沿，2010，（07）.

　　〔9〕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和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1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