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的情况却不相同，日本人认为天皇是神，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在叶渭渠先生的《日本文化通史》中讲到：“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人是神的后裔，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时作为先祖的皇帝——天皇。……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天皇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所以在日本人心中，天皇是被神化了的，国家也被神化，作为维系国家运转体制的政治也就被神化了。谈论政治也就侵犯了国家和天皇的绝对权威，这在日本人的文化中是不会出现的。文学也就有了脱政治性的倾向。 

　　这种思想的区别，也就导致了中日两国文人对于文学的“功能”的不同看法，从而导致对于文学的“焦点”的不同看法。在中国文人看来，文学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主张“诗言情，诗言志”评论“王政之得失”。但是日本人却将文学的功能定义为单纯地表达内心感受，追求艺术至上。如《古今和歌集》表现出了一种优美纤细、含蓄优雅的歌风，对于形成日本传统审美意识起了重要作用。编者纪贯之在序中强调，和歌是人的心灵与情感的产物，其社会功效是“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从和歌的阶段开始日本人就将文学的焦点放在了自然的风景、情绪的波澜这些细微的事物上面。这种审美意识是与政治格格不入的，也就形成了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这一显著特点。 

　　除此之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处理方面，日本的统治阶层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而删除掉很多部分。如同第一点中提到日本没有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一样。儒家主张爱民的思想和中国的政治纷争以及吟咏政治的汉诗等等都被排除在外。日本的文学也就随之保持了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它的“脱政治性”也就作为“独立性”的重要一方面得到了保留。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日本文学在“脱政治性”这一点上，与中国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不仅包括官吏选拔制度等等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原因，在政治思想“天至上”和“天皇至上”的不同，社会理想上“兼济天下”和“各安其分”的不同，文学作用与焦点的“诗言志”和“动天地，感鬼神”的不同等等，都是中日两国文学在“脱政治性”这一点上不同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 

　　[2] 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史.古代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3]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胡新梅译，《菊与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 叶渭渠著.《日本文化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