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方法，要求在文学欣赏和批评中注意作家当时的社会环境。作家在创作中，用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情感，有的用直接的方式，有的则会用间接的手法。无论哪一种方式，都离不开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关注，离不开历代先贤对其作品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杰出的作家，吴敬梓和张岱都是对于表现情感具有很深刻的研究，无论是采用直接的方式还是用回避式的方式，都在文学中是浓墨重彩的存在。他们同时对于先贤的学习和崇敬，在其作品中也有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在舒爽自然的文风下，表现出的是理智的现实主义力作和情感表现的“白日梦”一样的表达，是对于乱世中的豪迈和放达的追寻。 

　　关键词：文学表现；现实讽刺；梦中回溯；追求旷达 

　　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无数的理论家、文学家经过逐步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几种通行的观点：文学起源于模仿、巫术、游戏、心理表现、劳动。而在这几种观点中，被我们所广泛接受的是文学是一种心理表现的观点。这一理论，是西方有影响的艺术起源理论。它分为两个内容：情感表现说和本能表现说。 

　　一、情感表现之现实性 

　　《儒林外史》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长篇小说，在我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用文学是一种心理表现的原则来分析作者吴敬梓的创作思想，将是合理而切合实际的。同时经过对不同作者对于在心理表现上的不同表达方式，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在自己的时代中，面对着同中有异的现实，作者自身的创造性和表现力对于一部作品的形成的重要意义。 

　　情感表现说侧重从人的心理意识层面来解释艺术的起源，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情感的表达的需要。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提出了艺术起源于个人为了把自己体验的感情传达给别人。[1]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中，也很早就有了“言志说”和“缘情说”的观点与之遥相呼应。对《儒林外史》的评价，离不开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讽刺的大作。这说明，小说在创造的过程中，是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作者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铸就的一部伟大的讽刺小说力作。 

　　吴敬梓（公元1701-1754）字勄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祖辈显达，家门鼎盛，父亲去世后，家势日趋衰落。54岁时，结束了穷困潦倒的一生。他的一生几乎就是《儒林外史》的完本。在作者23岁的时候，父亲的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转折和变化，近亲与其争夺财产让作者在自己的亲人身上看到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和残暴的本性，宗法家庭内部的黑暗和贪婪，传统的仁义礼智在自己生活时代的变异。因而作者单纯而和谐的思想精神状态被彻底打破了，不满和极端的想法就表现出来了：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2] 

　　作者在这样的经历中，积累了《儒林外史》小说中的大部分素材。在小说的五十五回内容中，亲人之间争夺家产的丑恶嘴脸，作者在金钱方面的挥金如土，面对世俗，不拘小节的性格和行为，都在小说中可以找到相应的章节。作者用高度精练的语言，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读书人进行了加工，形成的了四类人，基本上囊括了作者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在《闲斋老人序》当中，对那四类人进行了描述：“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被人看破者；终乃以诗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层，为中流砥柱者。”作者运用了白描的手法，虽然没有用过多的修饰和加工，但是却可以让这四类人的生动形象如在目前。陈独秀先生在《儒林外史序》当中提到：“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呻吟’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书。”[3]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他认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又能谐，婉而多讽：于是在说部小说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者。”[4]作者在对现实的反映中，运用的是讽刺的手法；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小说创作方式，正是情感表现说的一种典型性的例证。 

　　二、本能再现之梦幻性 

　　文学创作过程中，除了情感表现一种表达方式，另外一种很重要的表达方式是本能表现说。本能表现说是根据人类心理的深层潜意识来解释艺术的起源，认为艺术是人的梦、幻觉、生命本能的表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之下，文学创作是作者梦的再现和满足。[5] 

　　与吴敬梓具有相似人生经历的另外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情感的表达上采取与吴敬梓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方式。吴敬梓采取的是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指向现实，让现实更加真实且毫不遮掩地把最丑陋的东西表现出来。正如鲁迅先生讲的，悲剧就是要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文学家张岱，他采用了相反的表达。其《陶庵梦忆》就是作者生活的白日梦，是作者给世人构造的梦境，在梦境当中，一切都没有改变，繁华依旧。作者没有把美好的东西撕碎，反而在被人破坏之后，用文学的方式还原了美丽。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他出生仕宦家庭，早年过着精舍骏马、鲜衣美食、弹琴咏诗的贵公子生活。明亡之后，避居山中，从事著述......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6]。 

　　张岱的生活经历与作家吴敬梓的生活经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经历过年少时家族较为兴盛之时的繁荣与奢靡，也都有经历家庭的巨变、社会环境的前后不同。家族的变化对作者在亲身体验生活的细节方面有巨大的帮助，而社会环境的改变，则给了作者更好的机会可以观察世间的百态，体味不同的人面对变化采取的不一样的应对措施。《陶庵梦忆》是晚明散文家张岱的著名作品，写于甲申（1644）国变之后，作者国破家亡时，因而作品中蕴含的亡国之悲的感情不言而喻.国破家亡的隐痛，作者没有采用和吴敬梓一样的方式进行表达，反而似乎真的是生活在过去，繁华依旧，车水马龙。再从记载中阅读陶庵老人的一生，就更能清晰的读出本能表现说在作者的作品中的深刻体现。

　　在《陶庵梦忆》序当中： 

　　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诸生名。大江以南......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7]。 

　　可看出，陶庵老人在年少的时候家境富庶，有能力并践行了一个富家子弟的大多数娱乐活动，但是在年老之后则闭门谢客，与年少之时的华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陶庵梦忆》中描写的种种生活，包括品茗等在内，是对于往昔生活的追忆，是一种忆，但在更多的一个方面，则是梦的满足，是之前国未破，家未亡的生活场景的满足。如果只是认为这是一种对于生活的追忆，则是不全面的。试想，陶庵老人这样的才华，如果没有一种对已逝王朝的追思与热爱，那么在新的朝代中并不需要归隐山中。 

　　从《陶庵梦忆》的题目中，可读出作者的深沉感情。对昔日美好事物的追恋、渴慕和怀归情结是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心理动因。通过这些“梦” “忆”，张岱隐隐地显露出对晚明生机勃勃、人情放逸的时代的肯定、赏悦和颂赞。在东西方的伟大的文学巨匠中，弗洛伊德首先从精神病研究方面考察人对于梦的想法。弗洛伊德和张岱他们一个论证这梦的满足这样的一个生理存在，一个则从心里上、在作品中践行了这样的一种满足。 

　　三、不同方式之再创作 

　　反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者在创作的自身心理表现方面，是在表现自己的情感，但是在挖掘小说的内涵意蕴的时候，则大有不同。胡适先生在《吴敬梓传》中说到：“《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的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升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这是全书的主旨。”[8]作者将小说命名为“儒林”，将小说的重点放在了那些整日里读书的士人、儒生之上。围绕着“儒林”这样的一个在当时占社会很重要的比重并且在社会的政治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群体，作者进行了嬉笑怒骂式的表达。吴敬梓将这些冠冕堂皇的儒生从孔孟的圣坛上拉了下来，撕破了他们包裹在外面的所谓的斯文的外衣。作者通过了一个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将在儒生、士人内里的丑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小说中，范进中举的过程，有一个人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反复研读，范进很可能在科举这条路上还要走很远很远，这个人就是周学道。先不去考察范进的文章到底做的怎么样，光从周学道很认真的反复研读范进的文章这样的行为来看，周学道的正面形象是很深入人心的，但是中间加上了对童生魏好古的一席话：“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就将周学道的迂腐儒生形象刻画了出来。他只讲求当时的天子重视的文章八股，却把可以让人修身的辞赋文章放到一边。接着在看范进文章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了其文章之精妙之处，“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以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株！可见史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9]周学道感叹史上的糊涂试官，可是他在评论家的眼里，何尝不是另外一个糊涂试官呢？虽然作者对这样的人物是心存不满的，可是在八股盛行，社会政治极度强硬的时候，作者这样的讽刺之作，让人看出了儒林这个群体早已不再是之前的高雅文士的文化圈了，在嬉笑怒骂的背后，让人感到了作者对于这样的现状的一种深沉的悲哀。 

　　由此而观，面对着在作者看来有些黑暗的社会现状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之后，在进行文学的表达和创作之中，吴敬梓和张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再创作。一个将情感用现实的方式传达给了别人，一个用了梦幻的方式让人继续做梦。两位作家面对着相似的现实环境，不由自主地都将倾慕的心投向了魏晋时期，在那里有对酒当歌的豪放，有放荡不羁的舒爽，也有在无奈现实面前的自然 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