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杨柳枝词》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更是把苏小小当作美的化身来歌咏。
唐代诗人不仅关注历史上诸多奇女子的命运,而且对本朝的知名女性进行了歌咏。吕温有首写上官婉儿的诗:"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上官昭容书楼歌》)上官婉儿是宫廷诗人上官仪的孙女,自幼聪慧多才。据《唐诗纪事·卷三》记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中宗立,进拜昭容。帝引名儒,赐宴赋诗,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蔚然成风。"可见当时的婉儿俨然是一位宫廷诗坛的盟主。吕温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她的文学才华,而且赞美了她蔑视男尊女卑纲常的气概。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诗人的胆识和气度。
在唐代历史上,杨贵妃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命运,吸引了众多诗人关注的目光。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但晚年由于沉溺声色、荒怠政事、重用奸相杨国忠、宠幸藩将安禄山,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由繁盛转向衰落。杜甫作为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对杨贵妃的针砭是较为明显的。他在《北征》一诗中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把杨妃比作褒姒和妲己,而将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妃说成是皇帝的圣明决断。但中唐以来,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虽然对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而误国误民的行为不乏嘲讽和批判,但是却把玄宗和杨妃作为爱情悲剧的主角,对他们的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晚唐诗人则进一步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唐玄宗。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当年七夕之际,玄宗和杨妃曾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发誓要世世为夫妻,永不分离。可是当遇到六军不发的时候,玄宗为保全自己,竟下令赐死杨妃,此时玄宗虚伪自私的面目暴露无遗。在结尾之处,诗人做出鲜明的对比: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保不住自己的宠妃,而普通百姓的卢家却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对玄宗的谴责溢于言表。有些诗歌则直言为杨妃鸣冤叫屈。"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为杨妃放出一团冤气。"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用反问语气,指出正是由于玄宗的昏聩好色,才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重观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僖宗因黄巢起义幸蜀,途经马嵬返回长安。诗人借玄宗之口,大胆为杨妃翻案。黄滔"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娥眉"(《马嵬》),徐夤"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开元即事》),都否定杨妃是祸国元凶,为其平反昭雪。可见祸国殃民最大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最高统治者,所谓的"女色亡国论"是站不住脚的。徐夤的《马嵬》诗,对杨妃同情之外更有赞美:"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以投降叛军的张均之流反衬杨妃。在危急关头,杨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平息了将士的激愤情绪,以此报答玄宗对自己的恩宠。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大胆解读,把杨妃塑造成一个勇于为爱情承担责任的女性。在诗人眼中,杨贵妃虽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她对朝政干预并不多。{3}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只是历史悲剧的替罪羊,爱情悲剧的牺牲品。与历史上盛行的"红颜祸水"论相比,唐代诗人的眼界和胸襟无疑要开阔很多。
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在开明解放的意识引导下,创作群体眼界开阔,勇于创新,显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魄,为唐代诗坛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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