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专业党史研究近30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他在耄耋之年，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独特的思路，机智风趣的语言，脱口而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引人入胜。我常常听得入迷，忘了记录。  

　　回忆录成稿始末 

　　“文化大革命”后期，经博古夫人张越霞介绍，我与师哲的夫人周惠年及其子女相识，并了解到师哲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习与工作15年，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俄文翻译，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出访苏联等国，是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之间往来的见证人，便十分想见他。但师哲于1962年后一直隔离审查，当时关在秦城监狱尚未出狱。 

　　1975年5月，得知师哲从监狱出来流放到陕西扶风。8月，听说他为了解决自己的政治结论问题回到北京住在福绥境，我登门拜访。这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动作敏捷，待人热情，一见如故。那时正是和“四人帮”斗争激烈的年月，限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没有涉及50年代的中苏关系，但是他谈锋甚健，话语中充满乐观、机智，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他送我出门时，叮嘱我说：“年轻人，要警惕啊！”他这句话意味深长，包含了多少经验和教训。这次见面，他那鲜明的性格，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独特的看问题视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1月，政治形势突变，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他无功而返，不得已回到扶风。 

　　1982年，师哲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他终于有条件可以回溯那段历史。他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提出此要求，得到同意，但是批示上说，写好后存中央档案馆。 

　　回忆录很快写好，交中央档案馆保存。1986年师哲患脑血栓，脑力虽未减，但行动不便，一切力不从心了。81岁高龄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问世，便将他保存的回忆录草稿交给我。 

　　师哲患轻度中风，但是头脑清楚，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 

　　我以他的文字和口头的回忆为基础，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相助，得以查阅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档案资料，查阅当年的报刊，核对史实，订正、补充、丰富史实。并对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对人物、事件分析的阐述。 

　　师哲是个性情中人，他时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语。我们从内容到叙述都不能求全责备，但是所述事实力求不违背历史；不发表不当的、过激的观点。 

　　我们尊重师哲，凡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查到资料也不增加，凡是他不同意的观点和史实都不用。例如：他坚持苏联从未劝过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现已被外交部接受，见《外交风云录》余湛等人的文章。他回忆1950年10月周恩来访苏，向斯大林提出不出兵朝鲜，已为彭德怀传记组同意。他认为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由朱德出面提出约法三章，至今对此事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作为当事人，这种说法应予保留。他认为林彪1942年回国后直接从西安到延安，而实际是林先回到延安而后才去重庆。对于与事实不符而他又坚持的，我们都尊重他的意愿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