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钻进了山沟沟里，打起了游击战。但是，不愿意钻进山沟的左翼力量呢？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其中代表者就是邓演达。 

　　邓演达，广东惠阳人，出生于1895年，创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参与筹办了黄埔军校，更积极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倡导中间道路。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之初，邓演达高举“第三党”的大旗，展开活动，很快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密令将其杀害于南京紫金山麓沙子岗。 

　　黄埔军校第三号人物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式开始。在此前后，孙中山已开始筹组黄埔军校，1月24日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随后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因李济深时任第一师师长兼西江善后督办处督办，故由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代理他的一切工作，后又兼任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 

　　筹备军校是邓演达与蒋介石合作的开始。然而军校筹备初始遭遇诸多困难，滇桂军把持广东税收财政，抗拒孙中山命令，对军校经费拨款多有刁难，蒋介石遂以环境艰难为由，提出辞呈，不待孙中山表态，就径自于2月21日离粤返浙。孙中山随即派邓演达于25日乘船赴奉化劝蒋回粤。3月初邓到奉化，蒋向邓诉说了苦衷，但坚决不肯返粤。5月邓演达向廖仲恺、汪精卫转达蒋的意见，如果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促胡汉民、许崇智回粤。邓返回广州后，面陈孙中山，致电蒋，报告中山先生已经答允蒋的条件，决定解散财团，刷新党政。4月21日蒋介石返回广州。邓演达的奉化之行应该说是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催化剂。 

　　邓演达不仅成功劝说蒋介石重掌黄埔，还对军校筹建做出重要贡献。为保证黄埔军校招生质量，他曾亲赴上海等地考察和物色学生及教师。比如军校的教育副官季方、第二期学员王大文等，就是经邓演达的邀请和介绍，通过考核进入黄埔军校的。邓演达还亲自对学生进行面试，向应试者提出“为什么要来军校学习？”“志愿何在？”等问题，从中了解考生的入学动机和人生志向，并指出考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欠准确之处，学生均感到他“威严可敬”。 

　　1924年10月邓因军校内矛盾丛集，一些人垂涎做官，而自己不愿充当别人争权夺利的对手，决定拔脚而去之后，他得以公派赴德国留学。邓演达1924年底出国，一年后归国，期间孙中山去世，西山会议派出现，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经历巨大震荡。蒋介石因兼职太多，军校无可以信赖的合适人选负实际责任，故而写信要邓演达尽快回国。邓归国不久，1926年1月8日即由蒋呈请军委会任命其为军校教育长。此时，黄埔军校的核心人物就只有蒋介石、周恩来和邓演达。 

　　邓演达担任军校教育长后，十分重视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坚持向学生灌输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教育学生要认真研究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为完成教学任务，邓演达除亲自授课外，还亲自领队操练。他既重言教，又重身教，处处以身作则。军校对学生的训练和一日生活要求都很严格。每天早晨只要不下雨，全校学生都要在环岛公路上跑步15华里，而邓演达总是与学生一起出操。对军风军纪，邓演达要求极严，无论何人违反校规，他都不讲情面，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关禁闭。曾在德国留学时就与他相识、 并介绍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有次因起床稍迟一点，邓演达即当面提出批评。学生称赞他“无论是站着、坐着或行进间，他的上身无时无刻都是保持立正的姿势，同山岳一样的巍峨”。正因邓演达所特有的奉献精神与革命热情，才为建立黄埔军校，团结和发展革命分量，造就了新一代革命军人作为北伐战争的先锋。 

　　最后的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他重用和信任共产党人，支持中共的工作。在任职黄埔军校期间，邓就曾多次要刚从德国回来的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推荐在国外留学而有才识的人士来军校工作。张告诉他说“廖仲恺也曾找我谈过此事，我已经写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周恩来”。军校历届担任政治部主任或代主任或副主任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鲁易、熊雄等人，在工作关系上教育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邓演达的支持下，共产党人熊雄主持整顿了政治部，使政治教育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1926年7月，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后，更多共产党人受到重用。共产党人孙炳文是他的留德同学，交谊很深。9月，孙从德国回到北京不久，邓演达就和熊雄等联名电邀他来广州任职，孙到广州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 

　　1926年冬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后被委任为分校代理校长和军校常委。邓演达和恽代英关系尤为密切，“恽代英是邓的灵魂，邓演达的许多主意都是恽替他想出的”。共产党“请邓演达派了有名的共产党恽代英来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同时，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密切配合，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如1927年4月2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常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组织土地委员会，并邀请毛泽东和谭平山参加。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从4月8日到5月6日间多次召开土地委员会会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因土地问题非常复杂，在会议过程中，邓演达提议说：最好正式请共产党的同志共同讨论。并且决定正式请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在会上，邓演达和共产党人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他曾提议请毛泽东、谭平山等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决议案。当毛泽东提议制定一个土地纲领的意见时，邓演达当即表示：毛同志的提议很好。当邓演达谈到解决农村政权“国民政府农政部应组织一个委员会，从速拟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条例”时，毛泽东支持说：我很赞成主席的意见。邓演达随即指定彭湃、易礼容、谭平山为《农民政权问题》起草委员，以谭平山为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

　　当1927年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之时，邓演达不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决裂，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反共政策。6月30日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谴责汪精卫反对三大政策的行径，愤怒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接着，他辞去了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愤然秘密出国，与共产党共进退。  

　　联共还是反共是区别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一个最重要原则。邓演达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正如瞿秋白所言，当时邓演达是左派中最后所剩的一个。 

　　邓演达与蒋介石：从朋友到对手 

　　从1924年1月至1926年前后三年时间内，邓与蒋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融洽的、合作的、相互支持的。邓对蒋是尊重、支持、服从，认为中国的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一个人，故而对蒋介石特别小心谨慎，在与包惠僧等人的谈话中，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只表示唏嘘叹息，从不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蒋对邓则是信任、重用。 

　　尽管期间两人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当面交锋，但并未影响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北伐，湖南战场由不久前才归顺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担任总指挥，但广州的国民党人对唐生智的信任度并不高，8月12日在部署进攻湖北的军事会议上，蒋仍决定由唐生智任各军总指挥，但又担心唐生智若先攻克武汉，势将以两湖王自居，恐更难控制，故于24日召开秘密会议，要求第四军争取抢先攻占武汉。蒋要求邓演达率政治部火速赶往第一线。当时，在对待唐生智问题上邓演达无疑与蒋是一致的。他受命之后，率队从长沙出发，昼夜兼程，最后仅与苏联顾问铁罗尼二人骑马赶往咸宁，并在贺胜桥战场上，向第四军第一师师长陈铭枢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要求他第一个打进武昌，并交给他一份委任状，任命他为武汉卫戍司令。蒋在赴江西战场前，决定湖北军事由唐负责，行政由邓负责，并任命邓为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以牵制唐。 

　　然而随着蒋介石与邓演达在对待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歧日趋扩大，双方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决裂。1926年12月22日，蒋介石认为邓演达主张的政治部出版品多共产色彩，对之特别警惕，“如此反宣传，对于本军、个人乃黄埔为害尚小，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殊大！”电令邓严厉整饬。尤其到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中央党部，意欲与武汉联席会议分庭抗礼之后，蒋、邓矛盾开始急剧恶化。邓演达此时向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坦承：他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蒋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革命的生命的。 

　　1927年2月初，武汉发起恢复党权运动，试图控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势头，为此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邓演达被推举为成员，担负领导责任；并受委派两次飞赴广州，试图说服李济深与武汉持同一立场，但均遭到拒绝。23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所以有一个新的反动局面，新的革命危机——第二个辛亥革命的危机。蒋介石阅悉该文后，“不胜愤异！人情其如此乎！”但蒋仍对邓抱有一丝希望，2月22日致函邓演达，剖切言之，“犹冀其悔悟也”。然而当蒋得知邓演达试图劝导黄埔学生及李济深反蒋的消息后，对邓彻底绝望，痛骂“演达诚妄人也！”遂即邓演达与唐生智联合反对蒋介石，蒋直称“唐生智竟与邓演达狼狈为奸，叛迹益露”，在日记中感叹“处境艰难，已至极点”。至此，蒋、邓二人从亲密无间的盟友转变为势不两立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