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切尔·林赛是最早的电影理论家之一，可以说是他第一次提出电影收藏与电影文化的理论模型（程式化规律化的解读与评价电影，即当时的电影批评），虽然这些在他1915年出版的名为《电影的艺术》（TheArtoftheMovingPicture）一书中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文字。许多研究电影理论家都认为动态影像如此直观，因此电影堪任世界语。林赛在《电影的艺术》里这样描述道：“电影取代了传纪作者们那种夸大其词的、干巴巴的、会误导人们的叙述，我们的活动将因那栩栩如生的伟大的国家性影像而丰满，被那种闪闪发光的个性丰满。”他坚信电影能够变成为国家所用的工具。这种世界语如此容易被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们所理解，也就使其具备最了不起的再现历史真实性的能力，甚至有可能像真实世界那样，包容下一切。正是因为林赛提出要将电影与当时的政治情形与艺术传统联系起来思考，才使得电影像其他艺术品一样，得以成为博物馆与大学图书馆中最为丰富、最具有影响力的藏品。和当时的许多理论家一样，林赛对电影抱有很高的政治期望，他提出应当赋予其曾由博物馆和图书馆所承载的市政功能。虽然他的许多想法显得有些奇异，但林赛的著作与观念影响了许多人，包括20世纪10年代的社会改良者，20年代围绕美国文化全球化主题进行争论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以及30年代的现代主义者们。虽然林赛的观点如此富有争议性，但他们都回避不了他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电影的艺术》对之后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创建电影学院与电影博物馆的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好莱坞从一桩单纯的生意变得更加美国化。

　　二、哥伦比亚大学电影教育计划

　　哥伦比亚大学是最早开设电影教学课程的大学之一，这门课的目的在于教会犹太移民学生如何解读当时电影中所表达的道德信息。这一课程属于1915年哥伦比亚大学电影教育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并不太广为人知。好莱坞制片人和大学教授之间以不同的目标，启动了一种双方皆可获利而结果完全不同的合作。当时促使哥伦比亚大学将电影教育置于议事日程并有效执行的，有三个历史性因素。第一，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正在大力推行极有影响力的经典名著课程计划（GreatBooksprogram）；第二，有大批犹太移民来到美国，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招收了许多犹太裔学生；第三便是好莱坞的出现。

　　电影课程在初期被设于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学院当中，这是大学负责人与教授们的特意为之——附属学院里有许多经由大学择优录取的犹太人。借用经典名著课程的模式，电影教育课程采用解读与评论电影的引导性教学，向这些外来的少数族群学生灌输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另一门课程是电影编剧课，这也是专为犹太学生所设计的，赞助这门课的是派拉蒙公司的创始人阿道夫·朱克尔和杰西·拉斯基，通过这门课，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各不相同，一是为犹太学生建立一处职业训练所，使他们能够获得工作技能并进入电影产业工作；二是将编剧提升至具有文化和艺术高度的地位。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通过与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知名文化机构合作，使得电影被更多的中产阶级观众理解和接受，并达到将这部分受众吸引进影院的目的（由于当时的电影院存在较高的火灾隐患，对于电影中产阶级一直怀有一种恐惧感。）哥伦比亚大学将建立电影资料馆的宣传，旨在向人们昭告电影不仅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危险，甚至还是一种可以彰显身份的具有文化与艺术品位的东西。哥伦比亚电影教育计划到20世纪30年代仍在继续影响着美国民众对电影的欣赏方式，并训练出一批批的职业电影编剧，现代艺术博物馆接手了哥伦比亚电影教育计划，原来的目标即利用电影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转变的更为宏大，那就是创造出一批电影方面的专家，不同于之前的以出身论高低的方式，这些人以教育获得他们不同于平常人的精英身份，他们要负起的责任，是引导和训练美国国民以致全世界的人们，按他们所期望的方式对电影进行解读和接受。

　　三、艾瑞斯·巴里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资料馆

　　艾瑞斯·巴里曾是一位影评人，一开始她并没有将自己定位成电影理论家，而仅仅是因为她喜欢看电影，然而后来巴里却成了电影界不可忽视的理论家、评论家与活动家。当时英国的电影产业面临战后毫无生机的险境，为此英国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巴里对此极富热情，她力主通过电影展会（如同法国电影协会所做的那样）、开办定期放映常备影片的剧院的方式，为英国建立起具有国家传统的电影院。参与伦敦电影协会活动的这一段经历，成为她日后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的资本。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她开始思考并构建如何利用举办电影展会、建立国家电影院等系列方式重塑英国国家电影产业，甚至是整个民族的身份认同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