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业在1941至1943年这两年间的停滞相对，戏剧几乎在这个时期到达了发展的顶峰。因为戏剧不需要仰仗外来的器材，尽管日军轰炸很频繁，不过重庆的雾却为话剧在冬季演出提供了天然的防空屏障。1941年10月11日，重庆戏剧界发起公演活动，俗称雾季公演。第一届雾季公演从1941年10月11日到次年5月，共上演大型话剧29出、独幕剧3出，有《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面子问题》《屈原》《野玫瑰》《棠梨之花》《北京人》《原野》《日出》《重庆二十四小时》等。第二届雾季公演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共演出22出大型话剧，《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虎符》《金玉满堂》以及翻译剧本《哈姆雷特》等。第三届雾季演出从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共演出26个戏，有《南冠草》《牛郎织女》《桃李春风》等。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为第四个雾季演出，共有27个戏剧上演，如《山城故事》《万世师表》《芳草天涯》《清明前后》《女人女人》等。胡润森先生总结说：“陪都雾季公演连办4年，堪称优秀剧本联袂而出，精彩演出应运而生，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厚重一页。”⑤从戏剧自1941年起的繁荣可见，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并不像一些研究者史家所说的，文学艺术发展因国民党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而遭受重挫。事实上，我们翻阅国民党政府文化艺术的相关审查条令，电影的审查制度在1941年后并不比过去严格多少。当时国民党对电影审查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上海和国外输入的电影，对中制和中电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审查。与之相对应，国民党政府对戏剧的审查在1941年后明显加强，个中缘由恰好是因为戏剧发展太快太好了。

　　考察两次电影人转向话剧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转行的主要原因都是由战争形势和经济物质因素所决定的。每次电影人转向话剧，都很快形成了中国话剧发展的大繁荣。

　　首先，电影人带给中国话剧演出规模的扩大。

　　电影人转向话剧，不仅仅使得从事话剧工作的人数剧增，而且带来的是话剧演出规模的扩大。中国的话剧从起步之初就打上了所谓的“文明剧”“爱美剧”的痕迹，即业余演出性质。尽管学界一直强调中国话剧发生与旧戏革新的关系，但我们怎么也不能否认早期学生剧社和其他业余团体对中国话剧发生的主导作用。这种鲜明的业余性注定了中国话剧发展中的“小剧场”特色，演出规模小，上演的主题和题材多为家庭和婚恋类。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话剧企图扩展到社会大众的层面，但戏剧大众化运动和大众化的戏剧都并未真正实验成功。彻底把话剧扩展到全民大规模范围的是抗战时期，而电影人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中国电影发展的起步阶段虽受到文明戏的影响，但也受到了美国好莱坞模式的影响。好莱坞大手笔、大制作的巨片策略和明星效应，都让中国电影界艳羡不已。李道新曾经详细考察了中国电影界早期的好莱坞接受和好莱坞梦想，但他最后特别指出：“在一个战乱频仍、国破家亡的特殊时代，无论何种形式的好莱坞梦想，都是画饼充饥。中国早期电影接收史里的hollywood，虽然是一个流光溢彩的梦幻天堂，却始终只是中国电影一个梦想的开端。”⑥姑且不论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好莱坞手法有多少，好莱坞梦想有没有真正实现，可以肯定的是，抗战爆发后，电影界的好莱坞梦想投射到了话剧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抗战爆发后，中国话剧演出的巨片策略和明星效应彻底颠覆了过去话剧各自为营的小剧场演出。例如，《保卫卢沟桥》除了由十几位剧作家联合创作剧本外，它的导演和演员阵容更是强大，洪深、唐槐秋、凌鹤、应云卫、沈西苓、张庚、崔嵬、贺孟斧、徐韬等组成了导演委员会，知名电影演员赵丹、陈波儿、崔嵬、田方、金焰、王人美、施超、王为一、顾而已、唐槐秋、王莹等组成了强大的演员阵容。田汉的四幕剧《卢沟桥》演出阵容多大200人；由应云卫、凌鹤导演的三幕剧《中国万岁》参演者上百人；1938年怒潮剧社全体演员一百多人参演了《为自由和平而战》；1938年重庆第一届戏剧节演出的曹禺和宋之的的《全民总动员》，演出人数也超过百人。

　　其次，电影人带给了话剧演出的明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