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起，我国对农村相继实行了减免农民的农业税、取消除烟草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农民的进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并且连续多年都出台涉及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农民工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和就业的收入要比原先增加很多，加上他们在家乡的生活成本要远低于在外打工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们外出打工的依赖性。另外由于国家“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等战略举措的不断推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很多的企业也开始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也分流了不少原本想到东部地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这样一来，导致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这也成为不少省份出现用工短缺的原因之一。

　　3农民工外出打工得不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市民与农民的区别。这种区别使市民从制度上获得了比农民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大量在城市中工作的农民工由于身处城市但无法获得相应的城市户籍，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到在就业、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市民同等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得不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另外，由于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户籍制度形成的福利差别，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使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从事的一些低技能高体力的简单劳动。加上很多城市管理者仅仅把农民工看作匆匆过客，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政策，使一些市民形成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客观上形成了对农民工“歧视”。农民工不仅没有集体谈判确定工资的实际可能性，而且还享受不到本地区的市民化待遇，更要忍受当前户籍制度的羁绊。对于农民工而言，在缺乏正常的劳资谈判机制的前提下，“用工荒”其实就是农民工用脚投票，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福利待遇的一种方式。

　　4农民工结构发生了改变

　　当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在年龄结构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80后、90后农民工的大量涌现，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之后，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他们已成为中国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一部分人已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是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

　　与他们的长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的经历，他们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因为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形成了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三高一低”的特征。最重要的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他们对外出打工也有更高的要求，追求个性独立、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渴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少城市给他们提供的依然是苦、累、脏，但挣钱却很少的工作岗位，与他们的需要相差甚远，许多企业找不到合适低廉的劳动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5一些企业的工作时间过长导致

　　2010年，中国劳工观察（CLW）通过对广东省和江苏省46家劳动密集型工厂的调查表明：在87%的被调查工厂中，工人每天加班的时间超过3小时或每周不能保证一天休息。没有一家被调查工厂的工作时间符合法定限额。在所调查的工厂中，月加班时数在100小时以上是常态，有的工厂月加班甚至超过200小时。造成工人超长时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企业处于生产链的最低端，利润率低，低廉的劳动力是其利润的最主要来源。工厂为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最大化地利用劳动力，才能保证或扩大自身的利润。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北京、江苏、广西等11个省、区、市餐饮行业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状况进行的调查也证实了劳动时间超长的问题。调查表明，他们之中只有45.3%的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只占9.9%，绝大多数每周工作6天，比例达71.7%，有16.8%的人每周要工作7天。总体上，有9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律规定，每周工作6天成为业内的常态，且大部分企业没有相应的工资补偿。一些企业的工作时间过长，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使很多人选择离开，带来了企业新的用工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