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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观——对“真”的不弃追求 正是宝玉性情中留存的这种忠实于内心的“真”才生出了对“真”性情的亲近和渴望。这不仅令“天分中生成一端痴情”的宝玉对待女儿们极尽重情轻礼、以情易情的尊重、体贴和怜爱，而且当宝玉开始面临读书、关注仕途经济学问的处境，准备踏入成人男子为主体的社会时，这种对“真”的不舍，对自由亲近真善美的难弃就凸显了。宝玉的对“真”的不舍和难弃，表现在他对封建社会既定价值观的本能抵触上，因为十岁左右的贵族少年不可能有意识、有目的、有企图地反叛他依赖的社会、家庭。只是本能上拒绝长大，拒绝进入真善美极度缺失的成人男子社会。 人成长的过程是逐渐失去童真、遮掩真性的过程，尤其在以礼教礼法为既定准则的社会中。明代李蛰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他认为“童心”之所以会“失却”，“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宝玉厌恶读书，厌恶读那些可以通往那个以功名利禄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与世界的所谓“正经书”，但对《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理学先生最反对读的书却爱如珍宝。宝玉不爱读“正经书”，乐读蕴含人之真性真情的书，充满智慧光芒的书，因而宝玉绝非无才无识的纨绔子弟，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大观园题匾额，为芙蓉女儿写诔文，颇有才情。这样的读书态度和毁僧谤道的言行凸显出宝玉对既定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厌恶、远离、排斥和毁弃。 随着宝玉年龄的增长，他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父亲贾政“恨铁不成钢”，痛打过，老祖宗贾母、母亲王夫人哄劝过，丫鬟袭人等规劝过，湘云、宝钗等姐妹点醒过。宝玉越来越恐惧，惧怕失去养护他“真”性情的善美乐园，惧怕踏入扭曲童真本性，只为功名利禄而尔虞我诈、倾轧欺骗的既定社会轨道，他对以世俗男子为中心的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的社会的憎恶和蔑视有增无减。他继续嘲讽、否定既有的社会规范和主流价值观——他把“读书上进的人”视为“沽名钓誉”之徒，视追求功名的人为“国贼禄鬼”，骂他们是“禄蠢”；将“圣贤之书”贬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自己混编纂出来的”；抨击历史上“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评判标准，斥其为“只顾邀名”和由于“疏谋少略”的胡闹。他“愚顽怕读文章”、“哪管世人诽谤”的乖张，“潦倒不通世务”的离经叛道，其实都是他本能抵抗、挣扎的一种反映。与此同时，他在“污浊”的男子俗人世界中也邂逅了几位无“浊臭”气息的真性真情知己。他认同、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男子，而不论其出身、地位和身份。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出身寒素但“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言行举止丝毫无男子的浊臭、恶俗，这种颇具清爽、纯净女性之美的风范令宝玉“起了呆意”，觉得自己竟是荼毒了“富贵”二字。与秦钟的亲近，本质上还是由于在秦钟面前宝玉的“真”性情、“呆气”可以自由呼吸，不需掩藏、遮蔽，一如在众女儿面前。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蒋玉菡琪官地位微贱，是一戏子，但妩媚温柔，令宝玉十分留恋，不仅赠他玉玦扇坠，而且互换汗巾子。先侠后道的柳湘莲豪爽侠义、自由无束、浪迹天涯，也是一个“真人”，不受缚于男人世界既定的价值观，这点宝玉着实欣赏、钦羡，虽然一个是毫无行动自由的贵族公子哥儿，一个是无拘无束的、来去自由、无牵无挂、不拘小节、颇具侠者之风的人物，但因二人皆是重情重义的“真”男子，所以能惺惺相惜，情谊匪浅。至于富贵尊荣至极的北静王水溶，他虽地位高，年龄长，但是个“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的人物，所以宝玉对他向往已久，等到送秦可卿灵柩出城路祭之时相见，两人一见如故、互相称叹。 基于“真”情之上构筑的友谊貌似可以超越阶层，打破地位差异织就的藩篱。但这样的奇男子毕竟还是少数。宝玉不能释然的还是他所看重、尊崇的女儿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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