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数据库记录了所有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要背景信息，其中包括高管曾担任政府职务或其他主要职务的信息。本文根据这些信息整理出了公司各高管的政治关联，并根据高管所任政府职务的级别高低计算出了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强度。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高管的政治背景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类是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非政府官员，却对政治有较大影响力的职位，第二类是曾在中央或地方政府任职的官员。在中国当今的政治环境中，以上两类政治联系的影响力有显著的差异。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在评分时对这两类政治联系进行区别评分。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严格的行政级别划分，从普通科员到国家级不等。对于以上两种类型的政治联系，文章根据高管曾任职务的行政级别高低对高管的政治关联强度进行评分。对于第一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评分如下：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6分；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4分；市级以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分。对于第二类曾任政府官员评分如下：副部级及以上官员，7分；正厅级，6分；副厅级，5分；正处级，4分；副处级，3分；正科级，2分；副科级及以下，1分。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在决定补贴对象和额度时的决策权都不一样。差别赋值可以更好地反映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行为。

　　针对每个高管的政治背景强度评分后，本文构建了每家公司的政治背景指数，也就是将公司所有高管的政治背景评分加总得到公司高管政治背景指数。其中，第一个政治关系指数Polindex1是简单加总，第二个政治关系指数Polindex2是考虑了国企、民营等因素后的权重加总。笔者认为，相对于虚拟变量法和比例法，评分法能够更加准确反映企业与政府联系的强度，更全面地刻画出企业公开的政治联系图景。

　　本文采用了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体系中的市场化总指数作为市场化水平的衡量指标，指数越小，表示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低。当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高于31个省市的平均值时，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其他变量方面，根据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研究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补贴的动机，本文设计了雇员收入比例，也就是每万元主营业务收入所雇用的员工数。该比例越大，说明该上市公司对该地区就业贡献越大。对于公司的基本面情况，本文控制了公司负债比例、资产规模、盈利情况以及股权集中度。另外还控制了行业及年度等相关因素。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根据研究问题，构造如下模型：

　　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政府补贴比例的均值为0.0077，也就是说政府补贴平均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77%。公司之间个体差异较大，没有受到政府补贴的公司补贴比例为0，补贴比例高者可以达11.9%，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补贴作为一种资源的稀缺性。从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来说，以Polindex1为例，详细统计表明国有企业的政治联系指数均值为16.23，民营企业则为10.42，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由于天然的“血缘”关系的存在，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强度要大于民营企业。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代表政治联系的两个指数Polindex1和Polindex2都与政府补贴比例Subsidyt+1呈显著的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H1，说明政治联系对企业获得政府补贴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另外，表3的结果还表明政府补贴强度跟资产规模和员工相对比例都有显著的关系。衡量政治联系的两个变量有很强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下面将这两个变量分别引进回归。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4是假设H1和假设H2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先选取Polindex1作为政治联系强度的衡量指标对上市公司总样本进行回归，发现企业政治联系强度和政府补贴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检验T值为2.61，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政治联系对于政府补贴的获得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H1。接下来将样本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回归，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补贴获得呈显著正相关，检验T值为3.11，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反，政治联系对于国有企业补贴的获得作用检验T值为1.77，仅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很好地证实了本文的假设H2，表明政治联系对于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影响因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存在差别：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正面影响大于国有企业。

　　那么在国有企业中导致政治联系作用不显著的因素是什么呢？央企和地方性国企由于其所属政府级别不同，向上市公司注入资源及输送利益的行为也会存在明显区别。按照上市公司所属政府的级别来分组，能够更好地考察不同等级政府的补贴行为差异。如表4的回归（3）和回归（4）所示，将国有企业分成央企和地方性国企，回归结果发现央企政治联系指数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政治联系对于央企获得补贴并没有显著的正面作用，相反对地方性国企的正面作用却较为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原因在于，首先央企作为国企的主导力量，由国资委直属管理。地方政府对央企的控制力并不强，在制定对国企补贴政策的时候，对企业的可控制性往往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央企有资本总量大、信贷优势强等特点，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高GDP高投资高税收，往往会主动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央企落户。在争夺央企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返还政策作为争夺央企投资的有力手段。所以相比地方性国企，央企在获得地方政府补贴时，政治联系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相反，对地方性国企来说，尽管与地方政府的交往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仍然要面对来自属地民营企业的竞争，所以政治联系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对地方性国企作用依然较为显著。

　　（四）进一步的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企业政治联系对于政府补贴的获得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否会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降低或减弱？下文将样本按照市场化水平进行分组。表5的结果表明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变量（Polindex1和Polindex2）与政府补贴比例均没有显著的关系。而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变量（Polindex1和Polindex2）与政府补贴比例的检验T值分别为3.49和3.13，均在1%水平显著。这个结果很好地说明了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对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的影响要大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证明了本文的假设H3。同时也说明了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治联系给企业所带来的好处将逐渐变得不显著。

　　（五）稳健性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