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等方法基于管理权力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公司业绩、管理权力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中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同时，管理权力越大，高管薪酬越高，而薪酬业绩敏感性则越低。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正逐步建立起基于公司业绩的薪酬制度，但是高管人员会利用其职权影响薪酬契约以牟取自身利益。

　　【关键词】管理权力；高管薪酬；公司业绩；薪酬业绩敏感性

　　一、引言

　　2013年，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应综合考虑当期业绩与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非国有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那么，管理权力是否会维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而弱化当期业绩；管理权力是否会使管理层通过非理性行为进行以权谋私、浮夸业绩、信息屏蔽、财务造假等违法经营活动，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之一。

　　随着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欲追求利润最大化，却处于公司的外部，而控制公司经营决策权的代理人却追求自身的薪酬最大化，由此导致双方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代理问题。高管薪酬制度通常被视为是缓解此问题的有效机制，有关高管薪酬的研究也一直是焦点，其核心在于高管薪酬与公司的业绩是否匹配，对此学术界争议较大，同时也有文献发现高管薪酬存在严重的粘性，即公司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滑时的边际减少量（Jacksonetal.，2008；方军雄，2009）。在我国，薪酬激励的研究大都基于最优薪酬契约论，很少涉及管理权力论，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薪酬水平，董事会不可能完全控制高管的薪酬设计，管理层有动机也有能力调整自己的薪酬体系，并且运用权力寻租使得董事会未按公司业绩发放薪酬，从而进一步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

　　为了深入探讨以上问题，本文选取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权力视角出发探究公司业绩、管理权力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上市公司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治理水平和发展质量关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是衡量其委托代理矛盾的重要指标。并且，目前只有王清刚等（2012）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状态、董事会人数以及股权制衡度出发，分别用某一变量衡量管理权力的大小来研究农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问题，本文构建管理权力综合测度指标并以此为依据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权力大小两组，通过两组样本的相互对照研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管理权力与高管薪酬问题。

　　二、文献述评与假设提出

　　（一）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双方通过签订薪酬业绩契约以减少代理成本，从而保障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在此契约条件下，高管的薪酬应由公司的经营业绩所决定，而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优薪酬契约论也主张股东大会应该通过董事会选聘管理层，并根据公司的经营业绩设计激励相容的薪酬体系以防范管理层的道德风险。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挂钩确实是解决委托代理矛盾的方法，李增泉（2000）利用748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分析后认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耿明斋（2004）对200余家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进行客观描述与深入分析之后认为二者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但是后期的研究（杜胜利等，2005；杜兴强等，2007；辛清泉等，2009；周仁俊等，2010）发现高管的薪酬水平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是显著正相关的，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正逐步建立基于业绩的薪酬制度，按此趋势的发展，本文提出：

　　假设1：我国农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是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