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化乡里

　　教育生徒立德、立功、立言是清代北京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书院还通过祭祀先圣先贤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咸丰三年（1853）后的一段时间，著名财政学家王茂荫（1798-1865）任潞河书院的山长。史料记载他“循循善诱，生童谒见者，必勖以读书立志，效法古人。每课命题，必标明题旨，改窜无异塾师，自是文风丕振。”康熙年间，怀柔知县吴景果到怀柔后看到的是“邑人不知学，童子应院试，不满岁取额，诸生亦无中科者。”便创办了温阳书院，“察诸生中之能文者杜复一，给资乡试，得隽，遂骋为书院长。俾以经籍，倡导其邑人，而怀柔文风由此兴。”路德平主讲近光书院20年，他在《平谷县创建渔阳书院记》这篇文章中，自述对弟子的殷切期盼是希望他们“为真儒，为良吏，生有益于人，死有闻于世，如古所称三不朽者，斯幸矣。”祭祀是书院的三大活动之一，目的是“祀先贤以教德”，“使诸生有所矜示”。古代书院几乎都设有祀祠、祀像和牌位（木主），供祀先圣、先贤和先师。密云的白檀书院，专门在西院建造三间房屋，作为祠堂，即李宣范公祠。祭祀之。改制为学堂后，改为供祀孔子。金台书院先是供祀孔子，后又供祀冯从吾和邹元标。

　　3培养人才

　　古代书院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诚如史料所载：“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北京书院亦是如此。金台书院在历届会试中，均有数人、数十人中进士，出过状元、探花、解元，这些人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李绶《重修金台书院碑记》记载，金台书院创办初期，即乾隆初期，“肄业诸生蒸蒸向化，每逢大比，掇巍科者指不胜屈，可谓盛矣。”顾镇、姚汝金主讲金台书院时，到此学习的人达上千人，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乾隆后期，金台书院培养了如吴邦庆、王麟书、桂芳、施杓、蒋攸锸、自镕、林天培、穆隆阿、李煨、李光先、李光里等很多人才。同治十三年，金台书院爆出重大新闻，应试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中了状元，成为大清王朝第一百零一名状元。陆润庠，字凤石，苏州人。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礼部侍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大学士，屡典科试，晚年任宣统帝的师傅。白檀书院建成后，“由是县有乡举士。”“迄今十有余年，院课生徒南宫者一，举京兆者五。”即白檀书院生徒中进士1人，中举者5人。冠山书院在18世纪最后30年就培养了如胡宗顺、谢元章、孟人文等人才，三人于乾隆三十五年同时进士及第。乾隆年间，还有解诠、张学濂、解侨、胡培祖、李德淦等9人中进士。

　　三、结论

　　首先，书院本身具备的功能是其和社会互动的前提。书院自产生后，就具有培养人才、教化社会的作用。“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书院是学术研究中心、社会舆论阵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决定了书院必然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只有社会充分认识到书院的价值，才能支持书院的发展。明朝时期，政府之所以几次禁毁书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书院有利于社会的一方面，看到的只是书院讲学的自由和对时政的抨击，这种思维一直影响到清朝初年顺治皇帝。顺治皇帝禁止书院的诏书和张居正禁止书院的言论如出一辙。康熙帝逐步扭转对书院的态度，雍正伊始，以后的历代清朝皇帝，无不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朝廷对书院的认识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官员对书院的认识转变。顺天府地方官员都以振兴书院为己任。通永道道台李调元刚到任，“谒庙毕，即巡视书院所在。”曹擢新担任平谷知县后，“尤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缙山书院创办人胡先达，“道光辛卯间，致仕家居，慨然有振兴文教之志。”顺天府尹周家楣决定大修金台书院，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书院能“以崇地望，以育人才。”

　　第三，社会支持书院，书院回报社会，两者才能良性互动。元朝对南宋遗留下来的书院加以保护，对稳定南方局面起到了作用。清朝大力发展书院，书院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清朝学术中心，并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而明朝和清初，书院受压制，书院的生存很困难，与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前者是良性循环，后者是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