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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力机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 农民二重分化受人力资本积累、产业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和土地流转政策驱动。其中，农民人力资本积累是动力基础。农民除农地承包权外几乎一无所有，人力资本禀赋是二重分流的门槛。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包括健康）的农民不甘于传统农业劳动，首批实现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稳定转移就业和落户城镇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具有高技术技能的熟练工将从事较为稳定的工作和优先落户城镇。产业技术进步将提高农民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加快物质资本积累。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允许农民“带资进城”，即带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经济收益权变身城镇居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带资进城”政策提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经济能力，驱使农民工从第一次分流到第二次分流。从二重分流到二重分化，农民人力资本、产业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二重分化的主要特征是农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包括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稳定转移就业或创业。现代产业门槛是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没有技术进步，传统产业就不能转型为现代产业，农民只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跨越现代产业门槛。 （3）学习机制：动态贝叶斯学习 农民二重分化过程中需要构建两个层次学习机制。第一层次是农民工与（中央、城市）政府间的动态贝叶斯学习。农民二重分化不是自动实现的，需要加以政策引导和调节。中国城镇化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城镇化政策选择需要观察农民行为特征，政策评价和修正需要分析农民政策反应作出决策。农民根据政府政策影响进行利益比较，作出二重分流与否决策。农民与政府之间行动决策属于动态贝叶斯博弈，两者相互观察对方行为反应作出下一步行动决策。第二层次是农民工与市民间的学习。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地落户和定居城镇，而是生活方式转变和城市社会融合。农民工需要观察和学习市民行为逐步改变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居民需要学习了解农民工的文化世界和心理情感，宽容农民工行为，逐步实现城乡文化社会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就业观念发生改变，劳动目的从经济收入为主向生活质量提升转变。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职业和身份存在以产业为分水岭的第一次分流和以居住特征为分界线的第二次分流的二重二次分流取向：身份由农民向农民工转变，进城农民身份由农民工向城镇工人转变；职业由农业生产向非农劳动转移，由传统非农产业向现代农业和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由于转移就业不稳定、现代产业门槛高、劳动贡献与城镇福利不对等等，二重分流状态不稳定，农民分流而没有分化。农民稳定转移就业和市民化是农民从二重分流到二重分化的实现条件。实现农民从二重分流到二重分化，需要构建基于利益比较的决策机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动力机制和动态贝叶斯学习机制。为促进农民二重分化，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政策引导现代农业进城，以产城互促和产城融合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路径有两条：一是在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集聚地就地城镇化，以产业集聚和发展促进农村城镇化。二是给城镇化注入产业内容，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两种城镇化都要进行科学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建立农业产业园区、居民居住社区和工业园区。其中，城镇边缘或周边适合规划发展农业产业园区。政策引导现代农业（如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进城，如提高进城现代农业的农机具购置和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水平，实行进城农业企业税收减免等，鼓励在城镇现代农业稳定就业的农民举家落户定居城镇。 2.畅通职业发展通道，促进农民工稳定转移就业 由于技能约束和社会歧视，企业没有为进城农民工设置明确的职业发展通道。就业歧视的存在，企业农民工很难有资格从事管理工作。中国社科院《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综合政策建议报告》显示，2011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占进城农民工总数的70%—80%。[6]可替代性强的体力劳动具有就业的不稳定性。据统计测算，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2010年进城新生代农民工只有20%实现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7]不能稳定转移就业，农民工就难以实现二重分化。在民工荒频发时期，企业要留着农民工，必须对其进行职业生涯管理，畅通职业发展通道，让有能力的农民工从事技术型和管理型工作。 3.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多措并举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 我国工资条例迟迟没有出台，“同工同酬”目标尚难以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工人同工不同酬。报告显示，青年农民工工资仅为本地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30%。[8]收入水平低与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农民工二重分化能力。当前一要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缩小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二应尽快出台工资法律法规，惩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主，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三要政策鼓励农民创业，以创业促进收入增长。 4.允许农民“带资进城”，制定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市民化政策 城镇化中应按照“多予不取”和“福利增进”原则，允许农民“带资进城”，即农民可以带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经济收益权变身市民。城市政府要按照城镇资源承载力和公平原则制定多样性市民化政策。中小城镇应完全放开户籍，地级市可以有计划地逐步放开户籍限制，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可以制定有条件地户籍准入制度，直辖市可以根据社会资源承载力状况实施居住证分类管理政策，按照劳动贡献大小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 5.加大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提高农民职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国家要有计划地实施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工程，对志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每年实行一段时间（如三个月）的职业教育培训，让40以下的农民熟练掌握至少一项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合格、取得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才有资格开办现代农业企业。 参考文献 [1]林斐.农民分流与农民分化[N].山东科技报，2003-07-25（005） [2]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杨静.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趋势的影响[J].经济研究参考，2012，（56）：65-75 [4]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5]刘俊彦、吕鹏.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R]，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8 [6][7][8]程杰.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综合政策建议报告[R].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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