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进攻性现实主义忽视了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影响。权力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他们都将权力概念当作理论构建的工具，认为权力分配是决定国际政治的根本动因。这些学说是谋求霸权的国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毒化国际气氛、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刺激军备竞赛、挑起国际冲突与战争的理论依据。“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强权总是其直接目的”③。凡事都从权力变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将国家的民族性格、历史记忆、政府素质、外交策略、国民士气、意识形态等因素通通以无法进行衡量为由而基本上被忽略不计。这种对权力政治的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的做法导致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减弱，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单一的权力政治分析模式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复合相互依赖时代的世界政治。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的盛行也说明了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归根到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④

 

　　最后，进攻性现实主义杜撰了中国威胁论。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的权力主要由潜在实力和军事实力来衡量，而潜在实力和军事实力增长的基础是人口和财富，而军事权力决定了一国的外交走向。“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⑤中国正是这种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整个国际体系中除了美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外，其他国家都是修正主义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权力的最大化，一旦有机会都会以获取霸权为目标。作者推断，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飞速增长的经济，中国早晚会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像历史上西方崛起的大国一样，凭借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挑战霸权国家的霸主地位。中国在未来将会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家都更强大、更危险。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离岸制衡”的政策加以遏制：美国在20世纪应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确保其处于唯一的地区霸权国的地位①。而事实上，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历史、国情、社会制度都决定中国强大之后不会争当霸主。全球化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展经济、促进繁荣是世界各国共同目标，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两国相互依赖的加深必将有助于缓解两国政治领域的分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此外，在应付全球性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环境恶化、跨国犯罪等上，中美两国具有共同利益和开展合作的基础。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