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朴素无华的诗句里，我们能看到乡村生活的简陋和劳作生涯的辛苦，但却感觉不到简陋、辛苦所带来的不平与苦痛。与其说这些散发着淳朴色彩的乡村意象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倒不如说它们是一种与污浊的政治生态相对立，代表着诗人理想的象征性文学符号--陶诗里的乡村不仅仅是生活的场所，更是心灵的家园，是乌托邦化了的生命意义的栖居地。

　　陶渊明在田园诗中所开创的乡村/官场之对立，以及这种对立所包含的自由/束缚、纯洁/肮脏、高尚/卑劣等二元对立的人生价值判断，为以后的诗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样板，形成了唐以后中国诗歌史中绵延不绝的所谓田园诗派。那些对仕途和政治感到失意的诗人，无论他们高居庙堂或者退隐山林，当他们想要为自己无法在现实中安放的心灵寻找一个支点时，总是会回到陶渊明这里。只不过，由于时代环境的差异，以及个人身份、地位、境况、遭遇等的不同，在继承了陶诗将乡村生活理想化、诗意化这一总的特征的同时，也自然发展出了每个诗人自己的个性风格，从而形成了姹紫嫣红、摇曳多姿的局面。举其著者，如王维常以禅者的眼光看待生活、生命，故其建构之乡村意象不但"过滤了"乡村生活本有的艰辛，而且基本上没有了陶诗里无处不在的因为"尘网"与"园田"的强烈对比而形成的情感张力，从而显得更为宁静悠远；而同为盛唐田园诗之代表的孟浩然，由于个性孤介且终生未仕，其所创造的田园意象往往"更贴近自己的生活"〔9〕，因而带有更多的烟火味、人情味。宋代被一些学者称为继晋唐之后"田园诗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10〕除了怨刺型的乡村意象之外，宋代诗人在他们的田园诗里也塑造了大量理想型的乡村意象。概而言之，和唐人着重于借助理想的乡村意象展示自己微妙的内在体验不同，宋人所创造的这些理想型的乡村意象重在展示乡村生活的朴质和乡野风物的淳美，而"较少表现隐士们微妙的心灵活动和复杂的情感情趣"。〔11〕如范成大那组被钱钟书誉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之作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诗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对乡村生活和生产的简笔白描，"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质朴自然而富有生活情趣，"使（唐以后）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成为可以和田园诗的开山鼻祖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的人。〔12〕

　　诗歌史上的普遍情况，是同一位作者往往既建构怨刺型的乡村意象又同时建构理想型的乡村意象。这种情况在盛唐以后非常普遍，如号为"诗史"的杜甫，就既写有《石壕吏》、《北征》、《羌村三首》等等大量表现民生苦难的"忧愤"之作，又写有《春夜喜雨》、《江村》、《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许多表现农村风物之美的"遣兴"之作。这两类感情色彩和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乡村意象，为什么会统一在一个诗人的身上？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诗歌反映现实，亦即从作家真实的个人际遇的角度来给予说明，而应该在充分注意到文学表达之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将其与城市意象之创造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深入的说明。

　　二、古代诗歌中的城市意象

　　虽然中国城市的起源至迟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而且中国古代城市的繁荣程度无论就哪个方面而言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粗略了解中国诗歌史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文人们描写和表现城市的作品要远远少于描写和表现乡村的作品。不仅数量上要少很多，在时间方面，城市诗歌也要迟至西汉中期以后才陆续浮现。如果不计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等辞赋作品，现今能见到的最早与城市相关的诗歌出现在两汉乐府诗中。之所以说"相关"而非"描写"，是因为这些诗并不以塑造、表现城市景观或者城市生活为中心，而只是在感叹人生不同际遇之时让我们可以从侧面略微感受到城市的影子。比如《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首诗均以描写富贵之家的豪奢生活为主，使人隐约看见城市景观中"骄奢"的一面；而《东门行》、《战城南》等则展示了城市景观中"苦难"的一面。此外，如北朝民歌《木兰诗》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则隐约可见当时城市贸易的景象。

　　城市诗歌的大量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意象的定型化出现在唐代。对城市的"发现"首先集中在皇宫、道路、府邸等建筑上：长安是唐帝国的心脏，也是全世界最庞大、最繁荣的城市。在长安城内，整齐宽阔的大道将城市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区，而宫殿和官署这些最重要的建筑则位于城市的中央，它们是帝国威严和兴盛的象征，对这些堂皇宏伟的象征性建筑的表现形成了唐诗中的第一类城市意象。除了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两首专以描写帝京景观为主题的长篇歌行外，新兴的律诗、绝句中也多有这一类城市意象，如：

　　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杨炯《骢马》）

　　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杜审言《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

　　长安甲第高入云，谁家居住霍将军？（崔颢《长安道》）

　　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储光羲《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之三）

　　除了建筑，长安城里最引人瞩目的景象还有贵族和大官僚们带有炫耀性质的奢侈性消费。和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宽阔笔直的大道相似，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远超过实际生活需求的奢侈型消费都只不过是各级贵族和官僚用于展示、表现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特权的符号而已。对特权阶层这种骄奢生活方式的表现形成了唐诗中第二类常见的城市意象：

　　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鲙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王维《洛阳女儿行》）

　　平明挟弹入新丰，日晚挥鞭出长乐。青丝白马冶游园，能使行人驻马看。（崔颢《代闺人答轻薄少年》）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李白《古风·二十四》）

　　当然，除了贵族，城市里还居住着人数众多的各色普通市民。他们中有为了生活而奔波的客商，有为了生存而堕入青楼的女子，有为了前途而赶考的士子，也有混迹在市民中的下层官僚。芸芸众生在面对生活或者理想失落时所产生的深深无奈，是诗人们构建的第三类城市意象：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李颀《送魏万之京》）

　　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阳尘。（綦毋潜《早发上东门》）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

　　古来名与利，俱在洛阳城。（于邺《过洛阳城》）

　　唐代纷纷涌现的这些专门吟咏城市景观和城市生活的诗篇，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现象。虽然城市早已存在了上千年，但只是到了唐代，城市才被诗人们"发现"。这是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因为城市生活给予人的生命体验完全不同于乡村，甚至可以说和乡村生活构成了明显的对比：乡村生活与农耕文明相联系，乡民丰衣足食的需要更多地取决于人如何协调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即此种关系的绝好写照。同时，因为乡村共同体的活动范围比较狭小，所以乡村是一个所谓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且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主要是血缘的、宗法的而不完全是政治的和商业的，这使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始终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城市生活则为人们提供了明显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首先，在城市人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等级制为核心的政治关系和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之上的商业关系，而这两种关系都对建立在血缘之上的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造成了侵蚀。其次，因为贵族、官僚和商人等集中居住在城市，所以城市使得贵与贱、富与贫之间的对立较之乡村要突出、尖锐得多，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在这里显得格外清晰。最后，因为城市几乎完全是"人工"的，城市里庞大的人口只不过是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熟悉的陌生人"的集合，所以人们在城市生活中不但很难体验到乡村社会里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切关系，也很难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切关系。这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对敏感的诗人们的影响自然比一般市民更大、更多，城市意象就是他们对此生命体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