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主是土改小说中的重要形象，一般以负面现身，但"地主"一词最开始并不带政治色彩。最初，它指的是相对于过路者或来访者而言的"当地的主人"，比如"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1]，后来才演变为"田地的主人"；此时，它还是一个中性称谓，它在中国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则始于毛泽东1933年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的界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2]从这时起，"地主"被划分成与广大劳动人民对立的剥削阶级。

　　地主形象最初出现在小说创作中是在五四时期，五四先驱们为了展开反封建专制文化的思想启蒙，创造了一批思想道德反动的人物，如冰心《斯人独憔悴》里的封建大家长和王鲁彦《许是不至于吧》里的土财主。在这个时期，鲁迅笔下《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等地主，都很具代表性，但他不大写地主在经济上如何剥削劳动人民，而是侧重揭露地主对老百姓的精神压迫。在这个时期，五四作家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不觉悟的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小说旨在唤醒他们的醒悟，地主阶级等否定人物只是作为小说的背景出现，地主与劳动人民之间并不存在非要闹个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文学作品对"地主"的态度也随之改变。1937年8月，为了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地主的支持，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正式提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与之相对应，这个时期的地主主要是以无赖、懒惰、狡猾的形象示人，还没有后来那种要置人于死地的十恶不赦，如《石磙》中的马三爷、《红契》中的胡丙仁。赵树理的《地板》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开明地主王老三。此外，这时期的土改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有着民间故事中"长工"与"地主"斗智的影子，实际上削弱了双方紧张的阶级对立。可见，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虽总体否定地主，但基调尚较轻松，是"斗争"中讲"团结"政策下的相对"宽容"。

　　二

　　随着抗战结束和解放战争的开始，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1946年，共产党发布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抗日时期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当时，国共决战的战场和要争取的主要对象都在农村，要赢得解放区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须迅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因此，就只能采取没收地主土地财产这种非和平的办法来进行土地改革。"[3]也就是说，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当时的应势之举。为了唤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使他们积极响应土改号召，土改小说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描黑"地主形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土改小说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如赵树理的《邪不压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铁木前传》等。虽然作家的风格各不相同，但这一时期的土改小说在形象塑造上却有一种模式化倾向。穷人身上体现着善和美，地主却千篇一律贪婪残暴、灭绝人性。《血尸案》中的钱康人、钱占新，《村仇》中的赵文魁、田得胜等人就都身背累累血债。这些恶霸地主形象中，《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他身上背负的人命甚至高达27条！

　　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主、恶霸的形象从来不缺，但在这一时期，"地主"与"恶霸"却在土改小说中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甚至建立起了等号关系。同时，"恶霸"的恶行也不再是无代价的。面对血债累累的韩老六。在周立波的将农民和地主置于善恶两极的对立叙事中，不仅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连大部分读者也会产生惩罚他的心理渴求，但周立波并没有立即让韩老六得到惩罚，而是连续三次让工作队遭遇失败。这种一再延宕，一方面表现了土改的复杂与曲折，一方面也使最终斗倒韩老六显得合情合理，使故事形成一种审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