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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谢晋认为影片要充满民族的形式，我们在被删掉的几个片段中看到：黎族的山歌与槟榔成为二人爱情的见证，而一对黎族青年男女，手牵手肩挨肩走过的场景也成为二人爱情的隐喻。琼花给常青送槟榔以及常青的说法是：“在我们家乡一带，是不能随便接姑娘的槟榔……”这两个片段透露出的民族仪式与民族情感是非常特别的。《红色娘子军》所设定的地点在海南五指山地区，这里自古就是少数民族黎族的聚居地。黎族的民族文化中关于青年婚恋仪式中，槟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爱情信物。黎族青年男女玩隆闺，自由恋爱。“玩隆闺”是黎族青年男女相互倾情后，以“隆闺”（小房子）为相会地点的恋爱习俗。男女双方定情的信物与聘礼中都少不了槟榔。所以在这些地区的习俗中，男方接受了女方的槟榔，则表示两人真正确立恋人关系。⑧从这些民族仪式中我们看到，在剧本片段中出现在琼花与常青身边的那一对黎族青年，恰恰是两人爱情的一种隐喻。在当时的革命情境之中，革命者的爱情远远不能如少数民族青年一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所以黎族青年情侣和槟榔信物的出现恰恰成为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炽热情感的表征。 但是在革命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60年代，这些民族仪式与民族情感最终为了宏大叙事的需要而被删掉，隐没在单一的历史叙事中。多年后，谢晋回忆道：“当时领导指示，一定要把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改掉。我坚决不肯，张骏祥跟我讨论，还有市委宣传部的，我说不行，我们的作者梁信写信来坚决不同意去掉爱情，除非组织决定。”⑨最终我们看到的影片形态中被剥离了这些爱情线索和民族叙事，而爱情片段中的几个关键段落也一并湮没在革命与斗争的话语里，只剩下“四个银毫子”突兀地出现在银幕上。 三、结语 在上述对《红色娘子军》从剧本文本到影片文本的转变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到，影片在叙事上主要体现一种宏大历史话语与女性个人叙事的结合。在编剧、导演对剧本的重新创作中，被删改的情节线索隐藏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仪式和民族身份，而这些民族仪式和民族身份恰恰是书写民族叙事最重要的叙事方式。我们重新回到未被删改的文本状态，挖掘被隐没在银幕片段中的民族叙事，也是对宏大叙事中失语的少数民族重新确立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一种努力。 注释： 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戴锦华：《历史与叙事——谢晋电影艺术管见》，《电影艺术》，1990年第3期。 ③④谢晋：《〈红色娘子军〉导演创作札记》，《〈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265-297页。 ⑤⑥梁信：《人物、情节、爱情及其他——〈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后记》，《〈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250页。 ⑦黄准：《为电影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392-408页。 ⑧王学萍：《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200页。 ⑨谢晋、石川：《谢晋导演访问记》，《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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