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建"5+2"社区管理服务项目机制。同乐社区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和居民的需求构建了"5+2"的社区管理服务项目机制：5大核心项目指的是劳动就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社区资源配置、学校教育服务和综合治安管理，2大补充项目即残疾人帮助服务和社区公益服务。其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社区也会自筹部分资金。具体开展情况如下：在劳动就业保障方面，设有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承接并做好政府进入社区的就业再就业工作。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由政府出资创建了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承办集预防疾病、医疗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卫生服务机构，开展门诊医疗、社区康复、社区预防保健业务等社区卫生服务。在社区资源配置方面，社区居委会牵头将原住居民的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参与保底分红，通过市场运作融资兴建部分社区设施，政府负责社区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学校教育服务方面，社区协调周边学校的资源，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实行免费就读；还成立了市民学校，组织开展市民终身教育、青少年教育。在综合治安管理方面，社区管理干部中有一人负责辖区综治维稳工作，以黑板报、讲座、宣传栏等形式，积极开展各项普法宣传工作。在残疾人帮扶方面，设有社区残疾人协会，和社区志愿者互助站一起负责社区残疾人日常事务工作。在社区公益服务方面，设有固定的服务场所，依托街道法律援助中心、红十字会和敬老院等机构开展相关公益服务。

　　二、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面临的瓶颈

　　当前，我国城市农转非新型社区在实践和制度设计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在促进城市化发展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该类社区由于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渡性和不确定性，体制机制构建时间还不长，存在着多种类型管理体制并存的现象，运行中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从成都市同乐社区管理的实践看尚存在以下发展困境：

　　（一）社区自治机构内卷化①，权责分工混乱。社区自治机构作为基层民主管理和居民自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实现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助推器。但是，同乐社区的"三会共治"模式容易导致管理机构角色的混乱化和无序性，本来应该由居委会牵头处理的事情有时候却由居民议事会实施，加上社区事务繁琐复杂，经常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治理策略重心的下移，使得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成了街道居委会下一级政府机构。同乐社区居委会也毫无例外地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最后承担者，往往只是执行政府部门的文件和指示，较少结合社区自身情况开展工作，忽视了其应该担负的社区治理主导者角色。居委会负责人王某认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上级就是街道办，就是区政府，也可以说是成都市政府，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都听他们的安排。"社区自治机构的内卷化使社区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决策的执行者、实施者，导致同乐社区构建的"1+6"社区管理体制沦为空谈，社区自治机构不能真正代表民意。

　　（二）居务信息公开不科学，决策无法体现民意。近年来，同乐社区虽然进行了居务信息公开，但居民对于这些信息的了解却非常少。访谈中，居民李某说："社区一天搞了些活动，我们啥子都不晓得，他们硬是个人当导演，个人又当演员哦！我们又不怎么识字，贴在公告栏那些我们看不懂。"这说明，一方面，社区信息公开途径的单一不利于居务信息的全面公开；另一方面，社区居民文化素质的差异性也影响着社区信息公开的效果。居务信息公开不能在居民中产生很好的效果，也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当问到"过去一年中，您参加社区居委会、议事会的次数是多少"时，66.3%的居民选择了"1次也没有"，仅有4.8%的居民选择了"9到12次"。有44.6%的居民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在居委会、业委会、议事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显示出同乐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重大事务决策的程度较低，社区决策无法体现群众意见。

　　（三）社区居民公民意识淡漠，参与民主管理意愿较低。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是以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为支撑的，必须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实现政府与社区共治、社区与居民共治。我们在同乐社区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相对薄弱，"过去一年中，您在社区居委会、议事会举行的活动中通常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49.4%的居民选择了"没参加过"，22.9%的居民选择了"旁观者"。这显示出同乐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频率、质量都不高。而"您认为未来社区治理应该由谁来主导"，选择政府部门的最多，占33.7%，说明不少居民没有意识到社区建设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认为社区建设是政府和管理者的事情；其次是"居民自治"，占26.6%，这又暗示了居民在参与管理的态度上并非是完全消极的。在问及"您认为应该由谁来评价社区治理的水平"时，选择"社区居民"开展评估的最多，占68.7%，再一次印证了居民希望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调研数据表明，同乐社区居民的现实行为与其主观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正如居民张某某表示："社区搞的这些选举呀什么的，一点都没得意思，走过场的多，很难体现我们的想法。"多位受访者表达了大致同样的意见。已有治理的不良效果和对未来治理效果的消极预期，形成他们在行为与态度上的巨大反差。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将会进一步降低居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意愿。

　　（四）社区居民素质存在差异性，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较弱。同乐社区居民由附近几个村村民搬迁组成，就受访者文化水平而言，初中高中文化水平的占62.7%，大中专及以上仅占7.9%。由于文化知识的欠缺，居民往往人云亦云，抱怨多、行动少，难以提出针对性的建设意见，不利于推进基层民主治理和居民自治。另外，从随机抽取样本的年龄分布来看，50岁以上的受访者占59%，60岁以上的受访者达32.5%。可以看出，留在同乐社区的常住人口年龄偏大，参与管理的智力、体力、能力等要素都受到客观限制。从前文分析可知，虽然居民参与治理的意愿不高，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但仍有一定的积极性。然而由于社区居民个体素质的差异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呈负相关。在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如何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的能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创新的思路

　　现阶段，农转非新型社区尚处于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阶段。如何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创新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构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和谐互动的社区管理模式，多数居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逐步接受制度化的管理，不仅是城市管理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基于同乐社区管理的体制实践，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行政立法和法律宣传，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从同乐社区实例可以看出，目前农转非新型社区居民管理参与度普遍不高。有效提升参与度，无疑是实现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重中之重 〔2 〕 。首先，通过创办关于社区行政立法的普及读物，在社区内建立行政立法、行政管理的咨询服务窗口，调动居民参政议政的兴趣与积极性，培育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使社区居民懂得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集体利益。其次，扩大民意诉求通道和话语权利。建立社区社情民意的反馈渠道，可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设立群众来访接待日、挂民意畅通意见箱等有效形式，对社区居民的闲暇时间、兴趣爱好、精神需求等作广泛分析，以此来决定社区管理的组织方式、活动形式。充分发挥社区服务信息网联结街道和社区的作用，让社区居民以理性、合法、便捷的方式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最后，居委会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开展集体、团体活动，使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之间加强联系和互动，重塑"熟人社会"，借助熟人关系来构建信任基础，形成对居委会的认同、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