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势迅猛的互联网重塑了中国传统民主参政形式，对中国原有民主形态形成巨大影响。学界对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大量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对我国公民网络政治有序参与进行质性判定 ①，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观察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套相对简化的测度指标，以期从各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中得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序程度的大致水平。公民网络政治有序参与的核心是研究公民与政府间的互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有序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所以质性指标建构从"公民角度"和"政府角度"出发，根据可量化程度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从公民角度看，数量指标有主体结构、组织化程度，质量指标有法治道德意识、动机、平等性、长效性与彻底性及独立性；从政府角度看，数量指标有国家制度供给，主要是指网络立法；质量指标有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回应度。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按照具体指标依次进行分析。其中，出于论述的需要，网络立法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等法治道德意识合并论述。

　　一、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广泛但结构失衡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结构反映公民政治利益表达的广泛性、代表性、平等性和有效性，是"有序"质性判定的宏观和静态指标。参与主体所在阶层、区域、行业等的不同会影响政治参与的形式、内容和秩序。我国是工农业异质性强、城乡区域差异显著、阶层分化明显的发展中大国，若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集中分布于中上等阶层、城市和发达地区以及某些行业，而缺少基层公民、农村或边缘地区以及众多行业的参与，那么网络政治参与中政治需求的表达就会严重失衡，政策输出的科学性以及民主的真实性将很难实现。从整体上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也很难说是有序的。

　　根据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12年底，在城乡网民结构上，城乡居民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是60%和23.7%，城乡显然存在较大差距。在网民年龄结构上，10岁～30岁、30岁～39岁、40岁以上网民各占54.4%、25.3%、18%，呈现年轻化态势，与中国互联网应用娱乐化、非理性、冲动等特征有较大相关性。在网民学历结构上，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人群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上网比例已接近饱和。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越高，政治参与期望值越高，政治需求也越大和越难满足。在网民职业结构上，学生占比25.1%，是最大的职业团体，自由职业者占比18.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农民工、失业无业人员占比较少，分别为4.2%、3.1%、3.5%、9.8%，网民职业结构出现失衡。从整体上看，中国网民结构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城市化，行业分布不均，这势必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和内容：年轻化使公民政治参与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知识化使公民参与理想化和期望值高，城乡、行业分布失衡弱化政治利益表达的广泛性、代表性、均等性和民主真实性。

　　二、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趋高但缺乏科学管理

　　组织作为具有共同利益或兴趣的人的集合体，可以实现利益整合，吸纳公民参政，约束成员参政行为，所以组织化程度是"有序"质性判定的显性指标。一般而言，组织化程度越高，则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序程度也越高。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组织主要是网络社群，包括论坛、聊天室、个人主页、博客、专门类网站等。有学者将网络社群细分为七类团体：公益型、学术型、专业型、政治倾向型、休闲型、联合型、弱势互助型 〔1 〕 （P110 ）。虽然网络的隐匿性和离散性特征影响网络社群组织功能发挥，但网络社群在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引导与规范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截至2012年底，我国博客/个人空间用户达到3.73亿，微博用户3.09亿，社交网站2.75亿，论坛/BBS用户1.49亿。随着网民空前壮大，网络社群迅速崛起，其成员借助组织表达政治需求、形成舆论压力，组织引导舆论、实现利益整合，有效促进了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但也应注意，并非所有网络社群都是发挥积极正面影响，所以需要加强网络社群管理。我国1998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但网络社群组织区别于传统组织，管理难度较大。当前我国网络社群只需注册无需缴费，属于"放羊式"和"开放式"管理，缺乏相应约束，所以亟待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管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