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经济人"偏好嵌入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失配现象

　　公共产品是"任何由集团和社会团体决定，为了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创立者詹姆斯·布坎南的解释，公共产品伦理目标指向的是它的正外部性。如果反映在农村建设中的公共产品供给范畴里面，公共产品伦理目标应该是以服务"三农"为关注焦点，有助于政府强化以服务"三农"为中心的服务意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是，有些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偏离了这一公共伦理目标，成为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的物质符号价值的表现形式。

　　关于公共产品的主观价值与公共供应问题，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指导下，公共产品理论以人们的主观效用为价值的标准，赋予了无形公共产品的主观价值，这就使得人们能以统一的货币尺度去衡量对比公共产品的供应费用与所产生的效用间的关系。这里，借用物质符号价值理论的主观效用价值和客观效用价值两个效用价值思想，从政府偏好的视角来阐释公共产品物质符号价值和公共产品实际价值的背离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说明现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价值取向正在面临着一个相对分割的问题。随着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从经济领域带到了政治领域，认为政府也持有一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观念，其行为目标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并在经济活动中较个体表现地更含蓄更隐蔽。在这种政府经济人法则的潜在驱动下，政府为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往往忽视公共产品提供的可及性目标，而追求获取公共产品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目的和利益，追求最大效益的公共产品物质符号价值。于是，有些公共产品公共投资不考虑农户需要和当地农村实际，往往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噱头，利用公共权力供给浮华无效、劳民伤财但却有可能为自己和小团体标榜的公共产品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不是体现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需要和适应农村实际条件的公共产品实际价值，而是更多地体现出了政府"经济人"偏好的公共产品物质符号价值。

　　在经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更会扩大政府"经济人"的效应，强化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物质符号价值，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向形成价值扭曲和效率障碍。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公共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和利用，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公共产品供给的物质符号价值成为当地农村发展的沉重负担，大量的农村低收入群体不能获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利益。例如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西坑村号召农民建起别墅，成为当地政府大力宣传的明星"小康村"，但西坑村却因此欠下130多万元贷款，成为当地百姓沉重的负担；浙江省永康市荆山夏村推出了"家家都有别墅住"的村民别墅工程，并声称要做"全国一流"的样板村，结果村民别墅群不仅成了烂尾楼，而且还负债8000多万元。甘肃永靖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却在公路两边砌了9处、总长度2公里多的高墙。当地政府称作是绿化美化农村环境的"文化墙"，而农民称作为"遮羞墙"。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人"驱动性供给在考虑投入和产出供给效率的同时，也嵌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背离问题。

　　公共产品理论将公共财政从单纯的财政收支拓展到支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上，从而使公共产品供给延伸到财政活动的终点上，强调社会公众"消费"公共服务时所获得的利益大小，这实质上是考虑公共产品投资供给的财政资金和经费的使用效益问题，即公共产品投入与产出在价值上的对比。但是，如果政府嵌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人"偏好，而不是政府"道德人"偏好，政府"经济人"合理合法的利益追求可以成为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加上政府利益趋于膨胀的特性又常会使它超越其合理范围，走向农村公共利益的对立面。

　　尤其我国目前农村正处于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双驱动的体制转轨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可能的利益空间为政府"经济人"自利性膨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于是，在"经济人"理念的支配和驱动下，政府开始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引入种种"经济人"的非理性特征，在建设示范村、小康村、新农村民居、村改居等农村建设发展模式中，通过诸如道路基础设施工程、文化工程、农村住宅拆建工程和农村生态工程等公共产品项目供给内容，试图在农村公共产品在容量和结构供给上嵌入政府人自身不当利益、政府各级部门及地方对各自的不当利益和政府对于整体的不当利益，导致在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角色的复杂演变过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行为低效、政府假公济私与政府自我膨胀等"政府失灵"现象产生，农村公共产品的物质符号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同农村实际价值利益相分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有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满意率相当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失效问题被农村公共产品的形象塑造和满意率掩盖了。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上强调"发展指标上求快"、"规模上求大"、"标准上求高"，"闪电式"村改居和农村居民被上楼，靠贷款建别墅和文化广场，搞大面积绿化等。其结果是，农村公共产品在物质符号价值上实现了最大化，但在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发展实际价值利益上没有实现最优化。在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地区，这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符号象征性价值更大于公共产品实际价值需求。这不仅是公共产品资源的投资低效，也会造成某些公共产品的功能不能在短期内满负荷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利用的消费低效，甚至会导致政府财政危机。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能只在名义和符号价值上指向农村和农民，不能在农村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政府"经济人"功利性追求的支配下，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符号价值远远超出了其实用价值。如果只有形象和标志意义的符号性农村公共产品，而对农村生产和生活来说可能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花瓶"公共产品，那么，这样的农村公共产品其实已经失去了满足"三农"公共需要这一公共性的本质特征。所以，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组织抑或非政府组织，如果这些管理阶层不是来自广泛或者超越经济伦理的边界，那么其提供的产品可能仅仅满足了某一个阶层的需要，而另外的阶层的需要可能得不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