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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以来，湖北作家群以“汉派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武汉这座城市的魅力。本篇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他们小说中所体现的国家叙事。以历史书写和主旋律小说为例，探讨国家叙事话语在他们文本中的表现。
【关键词】新时期;汉派作家;国家叙事
民族国家叙事的传统在我们的文学中由来已久。
我们的近代文学自晚晴五四以来就有着期盼民族强大的论调。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就是甘愿成为“革命传声筒”，抗战以来，“战争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武汉与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以“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为主的对建立新中国的合法性展开叙事，建构起宏大的民族国家革命建国神话，将民族国家与革命政党的现实合法性有机结合。
进入新时期，以前的阶级叙事模式和一体化话语的表达的宏大国家叙事开始改变。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汉派作家”或“汉味作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以熊召政、彭建新、吕运斌、刘醒龙、陈应松、邓一光、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都梁、代常为代表的“汉派作家”大都是立足于对武汉这个城市的书写，有着浓浓的地域性。在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分析中，有着显而易见的世俗性，而我主要关注的是他们对武汉以及湖北的书写中所体现的国家叙事形态。
一、武汉历史书写与国家叙事
这些小说直接与线性历史结合，成为以时间因果为参照的历史小说。在这其中有两种方式。一是对湖北、对武汉的历史的直接书写，另一种就是以大历史为背景描写人的历史。
从彭建新的《红尘》三部曲中我们回到了武汉的历史，在这里汉口开埠、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各种事件、各种人物都出现，作家以一种宏大的历史叙述来向我们讲述了武汉的历史，讲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命运。如姆贝所说：“小说叙事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它们在其中得到传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和统治关系之外的叙述手段。故事由这些关系而产生并再现这些关系，它有助于将主体定位于存在的物质环境的历史和制度情境”。
这些作家都有着这样一种“大历史情节”，他们愿意在这种宏大的历史叙述中体现自己对武汉、对民族、对国家的描写与思考。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是史诗性长篇小说，时间横跨上世纪初到60年代末期，在鄂东一个叫天门口的地方小镇上，两个家族雪家和杭家的历史，牵涉到了50多个人物的命运遭际，在国家历史的大背景下叙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以汉剧演员水上灯的一生命运道出了汉口曾经的繁华及沧桑的历史。水上灯的一生坎坷，但是她顽强而倔强的精神不仅是汉口、武汉历史的缩影，也是汉口所代表的西方租界文化下汉剧的艰难生存与发展。
这种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史诗性质的书写其实也是城市历史甚至国家历史的缩影，她不同于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直白的按照国家意志来讲述国家的诞生，民族的矛盾，而是用更个人的形式讲述一段历史，勾画出国家民族的历史。
二、主旋律小说与国家叙事
如果说上面的历史化小说以一种“个人史诗”的形式与国家叙述连接起来，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是十分鲜明，那么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强国梦想构筑的就是一部国家史诗，主要表现在90年代一些主旋律小说的涌现，它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并且与传统的阶级叙事有一定的继承性。
这些小说类型有新改革小说、新军旅小说、新乡土小说、官场小说等。“支撑主旋律小说的价值资源，则被调整为民族国家复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三个关键词。”国家发展的目标已经改变，在改革话语的强势压力下，小说创作的方向和主体也随之变化。
1、新改革、乡土小说
任常的《风流巨贾》被评为“新时期以来，描写个体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它以武汉汉正街为地点，告诉我们不仅历史上的汉正街是商业中心，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然是商业改革的地点。小说描写改革开放开始，汉正街显现的繁荣。通过青年个体户陈思翮、岳彩玉情侣以及其他几对情侣的故事，讲述了改革给他们的生活、思想上所带来的转变，从而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在这里，它成为了内在的话语，成了主导人们思想的存在。
刘醒龙是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他的创作基本上以自己的故乡大别山区为背景，《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等作品都是关注现实生活中人们生活的点滴与新时期背景下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描写的都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生活、精神上的变化，以及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
他把乡村叙事放在政治话语、政治生活的结构之中，描写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巨大的改变。在其中充满了斗争，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还是商人与干部的对立冲突等等，表现出了种种复杂的矛盾。
2、改革人物形象
刘醒龙的作品中刻画了许多道德高尚的人物形象，他们是新时期作家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们在变革中对于社会、国家都是抱着无限的深情与感激，是社会主义新英雄。在对他们进行刻画时，不同于十七年的阶级对立，但与之内在逻辑相似，也有反面人物、中间人物来与他们的形象进行对比。把这些不同形象排放在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主旋律小说中的人物对比群列，自然的突出改革人物的高大形象，他们代表了国家话语权，而其他人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被批判。
这些改革人物的形象其实就是国家叙事的体现，他们的话语权力、思想意识其实也是国家权利、国家意识的代表。这些改革所围绕的话题通过重大国计民生项目来开展，如调水工程、钢铁工程、工业园建设、污水治理等，从而弘扬社会主义原则“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义使命感。
3、新军旅小说
而在新军旅小说中，以都梁的《亮剑》和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为代表，里面刻画的主人公军人形象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的高大全式的正面形象。而是在原有“红色革命英雄”基础上，摆脱原来的无缺点英雄类型化描写，杂糅入个性化因素，使李云龙、父亲、关山林等人物，成了有缺点英雄的类型化模式，以“缺点”表现他们人性化的一面，淡化阶级叙事色彩，凸显国家意识，将政党和国家利益合二为一，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政党军事英雄的基本框架。
这些新军旅小说中，军人的形象被消解，但是重新树立的军人形象内核并没有消失。他们的个人生活也许变得丰富多彩了，不同于过去军人形象的单一化，但是在面对国家时，他们依然是国家意志的代表。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化以来的新中国，虽然世事变迁，历经沧桑，但是最终所要指向的仍然是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发展的正确性，要传达的依然是光明伟大的明天的到来。
因此，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作为宏大叙事思维方式，并没死亡，而是以“多声部”方式，不断扩大内涵与外延。在新时期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有了一定的创作自由，但是新时期的文化政策依然是为国家，为经济发展，为改革指出方向。弘扬主旋律的声音还是没有减弱，所以作家们回到家乡创作，寻找武汉的前世今生，在这些描述下，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质，但同时，这种话语的生成，这种寻根的模式，依然内在于强大的国家叙事。
不论是武汉社会中的个人历史，还是宏大的武汉历史，武汉作为多种文化的融合之地，很多地方或者事件已经被打上了历史的、国家的烙印。我们在这种国家的叙事中可以感受到更加多面的武汉，更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7-118.
[2]房伟.论主旋律小说的内在构成形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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