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锁记》作为张爱玲的重要代表作品，读者在阅读过程隐约可发现字里行间所夹杂的反常、反复和悖逆。这部小说对于作者而言有何重要意义？作者在文本创作过程中又渗入了什么不曾察觉的无意识因素？蓝棣之教授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症候”概念而提出的症候式分析理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尝试以症候式分析入手，解读张爱玲《金锁记》中人物形象和其命运背后所隐藏的潜在文本，揭开表层之下的深层创作动机。

 

　　【关键词】症候式分析;张爱玲;曹七巧;长安

 

　　创作于1943年的《金锁记》，是张爱玲的重要代表作品。其一针见血的语言与毫不留情撕破两性温情面纱的文字张力使其作品获得了空前的评价与赞誉。在前后两版的小说集《传奇》中，《金锁记》始终保持第一篇目的首要位置而未被改动，后来还被作者亲自译为英文，多次易稿，不断被重写，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对于作者的重要性。作者为何执着于重写同一故事？这当中有什么非写不可的理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命运背后又隐藏着作者哪些为大多数人所忽略、或者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因素？

 

　　蓝棣之教授从人生体验出发，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症候”概念，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与分析模式——症候式分析法。其关键是抓住文本中的“症候”——各种含混、悖逆与不合常理，结合作者的生活与创作背景，拨开表层意义，揭示深层的潜在结构和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无意识意义。本文尝试以症候式分析入手，解读张爱玲《金锁记》中人物形象和其命运背后所隐藏的潜藏文本。

 

　　一、创伤的执着：曹七巧的母亲形象

 

　　小说人物曹七巧可谓作者苦心塑造的一个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形象。因为包办婚姻的传统，她嫁给了一个身患软骨症、生活不能自理的姜家二少，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非正常生活。性心理的被压抑造就了她病态的性格以及对金钱的强烈欲望，她敏感而多疑，一直生活在人们的鄙夷之下，姜家上下甚至是丫鬟都瞧不起她，她的儿女也都恨透了她。她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三十年来一直带着黄金的枷。然而，她不甘心，不情愿，不见得别人过得比她好，于是“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正是这样一个融被迫害者与迫害者于一体的人物形象，张爱玲竟曾将其称作她小说世界中唯一的“英雄”，因为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以最为病态的方式，肆意施展淫威。如果以作者这一说法去关照文本，那么可以猜测，尽管曹七巧是如此这般扭曲人性和神憎鬼厌，但在作者看来，其行为与动机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属于对不公命运的正当反抗。然而，在字里行间，作者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曹七巧的同情与敬佩。抛开其姜家二少奶奶的被压迫形象，曹七巧同时还是一位母亲。但是，在张爱玲笔下，内心慈爱、保护儿女的传统母亲形象被彻底解构，而变为一个疯狂的杀人角色。她口口声声说为女儿的幸福着想，总是教育她道：“天下的男人都一样混账，谁不想你的钱？……男人，碰都碰不得。”但实际上她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要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不幸加诸于长安身上。当长安因初尝爱情滋味而恢复应有的生机与活力时，七巧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嫉妒心理又在作祟了，处处介入，借机破坏女儿的婚事。可以说，长安和长白的不幸命运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母亲七巧的压迫。就这样，张爱玲把这个可憎可怖的曹七巧多次改写，然后一次又一次推到读者面前。张爱玲对曹七巧的执着究竟源于什么摆脱不了的潜意识呢？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提到，人的潜意识中带有一种创伤的执着，“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作者对曹七巧的形象塑造或许可以追溯至其幼年时期的家庭经历。张爱玲成长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生母是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冲破婚姻牢笼，毅然出国留学。离婚之后，父亲再娶。在散文《私语》中，张爱玲曾多次提到后母的阴险恶毒、搬弄是非和挑拨离间，文中多见张爱玲对这个后母的严重厌恶与反感。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童言无忌》中所记录后母的种种劣迹，同样证明了母爱的缺失和后母的虐待给幼小的张爱玲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由此，笔者猜测，曹七巧这一恶毒形象的人物原型或许就是让张爱玲从小记恨的可怕后母。正是源于这种童年的创伤执着，使张爱玲将这种反抗与复仇诉诸笔尖，并不断把曹七巧的形象反复展示于读者面前，以获得心理的宽慰。

 

　　二、奇异的自尊心：长安命运解读

 

　　当人们为这个疯子般的曹七巧而感到讶异、愤怒甚至同情惋惜的同时，却鲜有人记起同样被金色枷锁所压垮的长安。在笔者看来，长安的命运比曹七巧的遭际更具有悲剧色彩。当长安把订婚戒指退回给童世舫时，笔者心中充满了不解。她明明爱着童世舫，就像是生命中渴望已久的一束散发着光芒的救命稻草，但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放弃了这段有可能发展下去的爱情呢？就像是一场审判，这是命运为长安早已设计好的道路，无论她做多少的努力与挣扎，最终都会陷入命运的泥淖，并逐渐在下沉中被吞没，被掩埋，被遗忘。如果曹七巧的形象确实是张爱玲后母在张爱玲心中的精神影射，那么长安的命运背后，是否又隐藏着作者自己的影子呢？

 

　　毫无疑问，长安悲剧命运的最直接根源来自她那性格扭曲的母亲曹七巧。封建家长制的毒害使得长安无法得到自己该有的幸福。但若然文本的意义仅就于此，那么长安的形象塑造也只是作为封建礼教下的牺牲的延续，难以承载小说的厚重底蕴和深刻意义。笔者认为，曹七巧这把沉重的枷锁固然对长安造成很大的打击，但是潜藏在长安心里的卑微而倔强的尊严才是她通往幸福光明路上无法绕过去的一颗绊脚石。从小说的一些细节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长安那一点顽强的自尊心。在与童世舫第一次正式见面前，长安不仅制了新衣，弄了新发型，更让对方故意久等。而在车上明明谈笑风生的长安，在餐桌上倒矜持起来了。倘若凡此种种皆可看作是一个爱情萌芽的女人的特有心理，但是，当她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爱情会是怎样一个结局的时候，她没有过多的挣扎和反抗便选择了主动放弃，不为什么，只为保留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与其让别人残忍地打断，倒不如自己优雅地了结，好歹也能给童世舫留下个幽娴贞静的好印象，将来也能微笑着回忆这一段最初的爱情。蓝棣之教授在分析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时，曾作此结论：“张爱玲觉得对不住振保和白玫瑰，其实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奇异的自尊心’”。笔者认为，张爱玲这种“奇异的自尊心”不单体现在对振保的辩护和为白玫瑰安排“出轨”上，而是深深植根于她的创作动机之中，渗透于绝大部分作品当中，一如那无法驱散的苍凉感。如果说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这种自尊心被很好地掩藏起来，那么在《金锁记》中，这种自尊心则明显地表露得更为直接。这种近乎倔强的自尊心伴随着张爱玲的成长过程，在后来与胡兰成的恋爱中便很好地凸显出来。在多数读者看来，在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中，相比起胡兰成，张爱玲是爱得不顾一切同时又十分卑微的。尽管胡兰成当时身负汉奸之名，也已有了妻子，但是在张爱玲眼中，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她的爱，时至今日仍流传着她的金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但实际上，张爱玲对这份爱还是带着自尊的，不然她也不会一直寄钱给胡兰成，好让他不要用同一颗心爱其他女人;也不会因为无法容忍和其他女人并无区别而不惜千里寻夫让胡兰成做出选择。凡此种种，我们都能从中体察出张爱玲在那股倔强的自尊心。

 

　　相比起曹七巧，我更愿意同情可怜的长安。她被别人身上的枷锁所迫害，但是这种迫害，却比本身带着沉重的枷锁教人痛苦得多。她的一生都是在悲惨中度过的——幼年即没有父爱，完全生活在母亲黑暗的阴影下;到三十来岁想找个丈夫，却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无法实现;母亲死后却只能靠出卖肉体才能勉强存于这个世上。她就像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轻轻一挥，就什么也不剩，什么也没有了。长安的形象如此鲜活而又惹人怜惜，或许正是作者内心的一种精神映射。长安与作者，在某一点上，因为有了共通而更能打动读者。

 

　　【参考文献】

 

　　[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43.

 

　　[4]张爱玲.流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5]孙瑞雪，蓝棣之.奇异的自尊心——对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症候式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8（4）.

 

　　[6]燕淑梅.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浅析《金锁记》中长安形象[J].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