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笔者通过对宝黛钗爱情的中所采用的两种民间原型和两种故事模式分析论述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

 

　　爱情美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追求，种种原因使得爱情圆满这一美好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因此不管文人骚客还是下层民众都常以爱情为主要内容进行文学创作，借此来歌颂爱情的至上，批判阻碍爱情的因素。“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成了人们追求爱情的勇敢象征。《红楼梦》更是如此，清人王希廉曾说：“《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可见《红楼梦》就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的。作者曹雪芹不仅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婚恋主题进行文学创作，而且在描写宝黛钗的爱情时采用了常见的民间原型及其两种故事模式。笔者通过运用民间原型对宝黛钗爱情进行分析，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部伟大作品的主要情节及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原型、民间原型与《红楼梦》

 

　　原型最早见于古希腊柏拉图，它指的是事物的理念本源，但在两千年后，原型概念重新由瑞士心理学家C·荣格进行了阐释，在荣格眼中，原型并不是一些固定的形式，而更像一些潜藏在我们心灵最深处——荣格称之为集体潜意识——的原始人的灵魂。在此基础上，加拿大学者诺恩罗普·弗莱将原型理论运用到了文学作品批评中。并倡导、并建立的神话——原型批评，再次拓展了原型这一含义。在文中所说的民间原型采用的诺恩罗普·弗莱提出的神话——原型的概念，民间原型不仅包括神话原型，而且也包括像传说原型、仙话原型等其它的文化艺术类型，甚至于也包括了民间的物质生活原型、民族风俗原型等。

 

　　马克思曾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民间原型就是这样一座超越时空、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是孕育伟大文学作品的深厚土壤。纵观中外文学史，许多作家就是从民间原型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而创作出了感人至深的作品。如歌德所写的《浮士德》原是流行于十六世纪的德国的民间传说。中国的《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的成书，也是经过从民间原型到作家再造这样的过程，更何况是被称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呢？就像英国学者墨雷指出的那样：“一个原始的民间故事，本身还相当空泛，缺乏性格特征，但经过不断的创造、再创造，最后却成了震撼世界的大悲剧，这还真可以说是一件奇事。”

 

　　从民间原型的角度来看《红楼梦》，可以追索评说的东西很多，如其中的民俗事象的象征、岁时节日的起源等。但笔者却主要就以下的两个民间原型——难婚原型、命运原型——对《红楼梦》中宝黛钗爱情进行初步探讨，并由此揭示出作者本于民间原型的再造而呈示的故事模式，即二元对立模式和循环模式，其中难婚原型最终归结于命运原型模式。作者曹雪芹将这两个原型模式精密结合及其巧妙运用，构成了《红楼梦》中的宝黛钗的爱恨纠葛。《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恨不是对某一具体民间故事原型的重构再造，而是对诸多民间文化艺术原型的一种综合性的重构再造。

 

　　二、难婚原型

 

　　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是在《红楼梦》中作者在开篇关于宝黛钗三人关系一个的神话故事设置。如果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以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是《红楼梦》最重要的情节，那么，这两个象征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及贾宝玉和薛宝钗婚姻的神话性故事便是《红楼梦》表现主题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所以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神话构筑了全书的结构框架，并由这两个对立冲突的神话深化了《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两个最深刻的爱情主题是由它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要分析宝黛钗爱情的难婚原型及其作者将这种原型放在《红楼梦》中整体呈现的一个二元对立故事模式，就可以以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为主要分析对象。

 

　　在一个神话基本消亡了的时代，作者仍用神话的方式去塑造人物形象、构设情节结构，传达他的思想感情，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作者是有意的虚构，将神话作为更深刻思想的象征方式。

 

　　《红楼梦》在第一回就为我们创造性地讲述了“木石前盟”的神话：

 

　　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十分娇娜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仅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这石正该下世，我来特地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

 

　　作者清楚地交代了“木石前盟”原始意象对宝黛爱情原型象征的线索：石头幻化了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幻化了贾宝玉;绛珠仙草幻化了女体，女体幻化了林黛玉;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相爱转换为宝黛的相爱。因而，石头幻化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幻化的绛珠仙子的相爱就成了现实中宝黛爱情的原始意象。

 

　　紧承这个“木石前盟”的神话，作家又创造了“金玉良缘”的神话，神瑛侍者的幻象贾宝玉“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第二回），这玉的正面写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写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而且宝钗的金锁上也有癞头和尚送的八个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第八回），并借宝钗丫鬟莺儿的嘴道出“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作者将金玉良缘放在对现实生活描写中，因此它的神话因素并不像木石前盟那般明显，但是作者也不会无意的给读者制造一个人能衔玉而生，恰好世上竟有有那么一块金锁与通灵宝玉相比配，而且两件神物的主人碰巧是门当户对的少爷与小姐这样一个没人会相信的神话。然而，当这样多的“巧合”，放在一起变成了“不巧合”时，读者只能解读为作者的有意为之，因此通灵宝玉变成贾宝玉原型代表，金锁便是宝钗的原型代表。通灵宝玉与金锁相配，便意味着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恋结合。

 

　　作者故意将贾宝玉设置为既是木石前盟中的“石”又是金玉良缘中的“玉”，他一身兼二职，与两个性格、处世、家世完全不同的女孩子有了同样的婚恋意义的象征，构成了世俗所说的三角恋。这种三角恋的设置在中外名著中并不少见，但是经由曹雪芹以神话意象象征出来的三角婚恋关系，赋予了三角恋更多合理性，即世俗中说的“命定三生”的文化内涵，同样也是作家所体验到的情感世界的矛盾复杂性的外化形式，是人不能主宰自己的情感、生活、命运的外化形式，是人的自由自在的真爱与不能自主的婚姻之间的矛盾对立的同构形式。将宝黛钗三角爱情的难婚原型以“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具体表现，将这种难婚的原型作为神谕，这是两种命运的对立冲突;而这两种对立冲突的神谕，又象征了尘世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之矛盾冲突，现实世界的爱情与婚姻的对立冲突，是神话对立冲突的转换形式。

 

　　三、命运原型

 

　　当作者以宏大的背景在衬托着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纷繁复杂的爱恨纠葛时，作者需要为安排这样的三角恋的难婚原型找到一个为世人所理解并接受的理由时，作者很容易的找到了另一个贯穿宝黛钗爱情始终的另一个原型模式——命运原型及其循环模式——进行解释，最终将宝黛钗的爱情及婚姻悲剧归结于这种命运原型。作者的这种安排是最为广大的民众所能接受的，原因便是中华民族自古对于命运宿命的信仰崇拜。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于天地自然的认知程度非常有限，对大地上产生的一切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只能认为是由于人类自己造孽而触怒天神，致使天神发怒而迁怒于人类，人类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地交给神秘恐怖的大自然，由此，又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崇拜心理。中国人认为“天”能致命于人，人的命运就是天命。《尚书·召诰》有这样的文字记录：“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意思是说，皇天上帝更改了大国殷朝的命，让周王秉承上天之命，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周王只有修德政爱百姓，才能祈求上天赐予长久的国家的命运。在《诗经·大明》中有这样的说法：“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由于“命”发源于天上，是上天的意志降临，由上天执掌，所以，“命”往往又同天连在一起，称之为“天命”。中国古代关于天命的认识最深刻的莫过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孔子博学多才，他面对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希望能以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来改变这个局面，他带着自己的弟子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王，结果却屡屡碰壁，以失败而告终。杰出的才干加上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的结局却是徒劳无功，这其中的反差是何等的巨大。到了“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孔子才深知命运之神的厉害，在孔子的心目中，将这一切都归之于命运之神的无情捉弄，于是，他从发出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感叹。多少古人也写下了很多诗句，来抒发自己对于命运的无奈与感慨，如“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总之，正因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已经遭遇困苦的合理解释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所以使得中国人普遍相信甚至是崇拜命运，并且谁也不能完全解释命运。正基于有了民众这样浓厚的命运观，曹雪芹将宝黛钗的爱情及婚姻悲剧归结于这种命运原型，也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将命运原型加入到宝黛钗爱情中的具体表现便是他们三人的前世纠葛了。

 

　　开篇中，作者交代了林黛玉的前世是“绛珠仙草”，而贾宝玉的前世则是“神瑛侍者”。神瑛侍者“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十分娇娜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交代了前世中，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相爱完全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而发生的，而在后世中贾宝玉跟林黛玉的相爱也是基于内心自愿而产生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在第三回中两人的初次见面的场景。“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初到贾府的黛玉与宝玉的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便是前世中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相爱的具体化、写实化的描写。如果把“木石前盟”看作一种前世的命定，是后世宝黛爱情产生的前提和理由。“木石前盟”和“一见钟情”就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原型性理解。“木石前盟”是“一见钟情”的象征，一见钟情是“木石前盟”象征的具象化表现。宝黛的前世之约即“木石前盟”，实际是宝黛爱情原型心理的象征。他们之所以“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一见如故，那是因为他们都在对方形象上看到了自己内心恋人、情人或说爱人的原型。他们的所有爱恋都由心而发，不伪装，不强迫，显得真挚而情切。所以一见面就感到了电闪雷鸣般的震撼，是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对方和他们内心中恋人的原型高度重合。或许有人认为“木石前盟”并非宝黛爱情的前世之约，但是结合当时社会传统婚恋观念中，自由恋爱并非为大众所接受，相反的门当户对、媒妁之言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结合。当曹雪芹想要借宝黛爱情对世俗观念的婚恋观进行挑战时，他必须为这种冒险爱情的存在找一个为世人更为理解甚至于崇拜的理由那便是命中注定。因此“木石前盟”应该是作者曹雪芹为宝黛爱情的可以安排的前世之约，他们的相爱是不能躲也躲不了的前世爱恋。

 

　　对于宝玉与宝钗的前世纠葛运用了较为隐形的描写。“‘穿天节’就是一个隐性描写的节日。它置身于表层的叙事语境之下，没有在小说中明确出现。但由于这个节日跟小说中的重要女性薛宝钗的生日联系在一起，即作者赋予宝钗的生日（正月二十一日）就是民间的‘穿天节’”。当作者有意将与女娲补天的节日与宝钗安排在一起，是否也有其内在的命运安排呢？当宝玉与宝钗放在一起时，不得不提到“金玉良缘”中的通灵宝玉，这通灵宝玉乃是女娲补天剩下的唯一一块未用的五彩石所幻化出来的，与女娲的关系非同一般。将宝玉的通灵宝玉与宝钗的生日意象的象征放在一起思考，我们会发现宝玉与宝钗的关系与通灵宝玉与女娲的关系十分相似。宝玉与宝钗生活在封建专制的大家族中，宝玉的离经叛道，他的博爱泛滥，他的不规不矩在封建专制十分突兀，用王夫人对黛玉的话形容就是“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这样一个不被世俗理解的人需要一个代表世俗传统的人给与纠正与管束。这个时候，宝钗出现了。在《红楼梦》中宝玉被作者有意安排地称宝钗为姐姐，从称呼便可作者想要宝玉对待宝钗是一种小对大、低对高的态度。这与那块顽石的对待女娲的态度是一样的。女娲是神仙，高高在上，顽石只是她锻炼出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五彩石中的一块，而且自己还未能补天，此时的补天之石变成了废石一块，只能每天“自怨自艾，日夜悲号惭愧”，顽石与女娲的地位便是低对高、小对大，顽石对待女娲感情中会有那么一些埋怨，埋怨自己成了无用之材。宝玉对待宝钗的感情同样如此，除了以小对大外，宝玉也十分讨厌宝钗的教导，他不愿走上仕途之路，所以宝玉对待宝钗的感情中也会有埋怨的成分。因此，前世中女娲与顽石的结局也会是宝玉与宝钗结局的内在意象的象征——“宝钗对宝玉的教诲形同女娲对顽石的锻炼，最终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