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谷崎润一郎与施蛰存小说美学的比较研究，是基于二者文学交往的史实，“唯美主义”时期和“民族性回归”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思想、艺术特征、审美理想上的差异为基础得出的。因为二者面临的社会语境、文学传统不同，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不同，因而二者小说在美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谷崎润一郎与施蛰存的比较研究，笔者曾在《谷崎润一郎与施蛰存唯美主义比较研究》、《谷崎润一郎与施蛰存比较研究——以“民族性回归”时期为对象》两篇文章中详细梳理了谷崎与施蛰存的交往史实，涉及社会语境、作品译介史料考证，并对谷崎与施蛰存在“唯美主义”时期与“民族性回归”时期两个阶段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审美选择进行比对分析，从而为本篇论文——“谷崎润一郎与施蛰存小说美学比较研究”奠定基础。对谷崎与施蛰存小说美学的考察，内容涵盖二者所有的小说作品，以文本为依托，采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综合各自的社会语境、文学传统、艺术手法，从而挖掘二者小说美学的不同及相互关系。

 

　　一、谷崎润一郎：女性崇拜与物哀之美

 

　　1、跪拜：谷崎的美学姿态

 

　　“春琴女士的墓碑高约六尺，而检校的墓碑不盈四尺。两座石碑并列于石板铺成的低矮石坪上。春琴墓的右侧栽着一棵孤松，翠绿的松枝形同屋顶，凌于墓碑之上，而在枝头拂不到的左侧两三尺远的地方，检校的坟墓则鞠躬如仪，宛如侍坐。”

 

　　这是《春琴抄》中展示的男女位置。正如有论者言“谷崎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男女主人公往往是以弱者与强者的对立姿态，观照与被观照、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出现在小说中，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维系‘唯美’的世界。从谷崎润一郎构筑的‘美与崇拜’的两性关系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作家精神深处的女性至上思想。”

 

　　这种“美的至上”，或者说“女性至上”（两者在谷崎作品中是一体的两面）的思想实际贯穿了谷崎整个创作。早期《刺青》文身师清吉将自己的灵魂刺入少女后，将其变成日本国最美的女人，同时，自己成为她脚下的跪拜者。《麒麟》的卫灵公更是“像奴隶侍候主人那样，像人崇拜神那样”匍匐于南子的脚下。《刈芦》中芹桥慎之助对阿游远远地观望，《盲人物语》中将军和弥市对阿市夫人的追慕，及至《春琴抄》中佐助“刺瞎自己的双眼守护美丽的春琴的影像，与其共生”（井上靖语），这种殉道一样高尚的行为，在佐助看来，成为他保存“不灭的美”的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谷崎润一郎对“女性美”的追求是有变化的。如果说早期《文身》、《麒麟》中更多表现为男性从女性肉体官能美中获得“对美的崇拜”，那么《各有所好》、《刈芦》、《盲人物语》和《春琴抄》更多承载了文化符号意义的“女性崇拜”。

 

　　《各有所好》斯波要在木偶小春的身上发现“古人把个性深藏不露、谨慎谦恭视为理想的美女……这个木偶小春才是日本传统观念中的‘永恒的女性’的容貌……”《刈芦》中的阿游在芹桥的想象中是一个“那种穿戴齐整，坐在桌旁安静地阅读《源氏物语》”，“具有书上所谓的‘温雅’”的人，《盲人物语》中阿市夫人则是一位饱受人世沧桑、命运浮沉，背负“哀感”文化的高贵妇人形象，《春琴抄》中春琴是一位恪守传统礼仪文化，琴艺追求天人合一东方境界的女性，及至1945《细雪》三位小姐的身世更是承继《源氏物语》的“物哀”文化。谷崎对女性美的崇拜完成了从“肉体官能”向“文化精神层面”的过渡。

 

　　另一个关注点是，谷崎对女性“美的崇拜”是超越“性别视角”的，是脱离外在文化建构的纯粹美的欣赏和赞美，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对世俗道德、武士道文化、汉文化伦理秩序的重新调和。比如《文身》“日本最美女性”的出炉是通过妲己对男性的征服，《肥料》女子对男性的杀戮来实现的，而这种变态、血性的精神、肉体的炼狱过程，换来的不是指责而是“一切美的都是强者”的价值认同。《盲人物语》中弥市对阿市夫人自戕殉夫的破坏（出于对“美”的保护），呼应了武士胜家对情义的珍重（剥离了武士道对“忠”的片面强调）。《春琴抄》佐助从“性别倒错”和“肉体摧残”中体会到的“自我完成，对美的绝对献身”（十返肇语）冲击了汉文化“男尊女卑”伦理观念。

 

　　蔡榕滨说：“在谷崎润一郎绚丽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他深邃的思想……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在他生活的日本大变革阶段（明治、大正、昭和），这种基于肉体官能、自然人情建立起的“美”的价值，可能真的寄托着谷崎润一郎大的理想。

 

　　2、四季流转的“复沓”结构与“物哀”之美

 

　　传统是一个宽泛笼统的概念，回归传统，到底要回归什么？

 

　　“一个家庭、一个社会长时间自然形成的一定之规——一年之中的例行活动：正月装饰门庭，三月女儿节摆设木偶，五月男孩节挂鲤鱼旗，春秋两季亲友互送糕饼等等，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起居作息、饮食、活动应四季流转而循环往复，在关西，这种自古以来的生活定式仍完好地保存着……”

 

　　谷崎从四季自然流转，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中，找到了寄托自己文学理想的“复沓”结构：《各有所好》斯波要与父亲两代人对木偶净琉璃的共鸣，《盲人物语》阿市夫人人世浮沉的两次相似遭遇，《吉野葛》对自天王故事“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书写，《春琴抄》春琴故事追忆的多“声部”呼应等。谷崎在这种循环往复、反复吟咏的结构中，不断将读者拉回原初位置，外在事物的不变或相似，最大化的将体验视角转向内心纤细的感受。对男女之情、过往人事、社会世相重新经历，重新体会，从而拓宽内心体验的宽度。

 

　　《吉野葛》的津村在“狐哙”的反复召唤中“母亲闻唤频回头，欲诉无语何心焦”，净琉璃剧《芦屋道满大内鉴》、“葛叶别子的童谣”牵引着津村对母亲的思念。在二次吉野葛的探访中津村向和佐小姐提亲的成功正象征着“那幻影既是母亲，又是妻子”两种形象的重合，津村在和佐小姐（妻子）的身上找到了母亲的痕迹。

 

　　“四季轮转”的自然规律，暗合着人的青春年老，人生浮沉，社会的盛衰更替。睹物感怀，自然“兴”发叹咏。《刈芦》那个男子说：“今年比去年、去年比前年，一年复一年，对于秋天的寂寞、乏味，总之一言以蔽之，不知来自何方的、无缘无故的季节伤感，变得更加强烈了。”《细雪》中幸子看到飘落的樱花时说道：“明年我再度站到这花下的时候，恐怕雪子已经出嫁了吧。”

 

　　四季轮转、景物变换与人的生老病死、人事变迁结合了起来，正是紫式部《源氏物语》对“哀”之美发展到“物哀”之美的体现。《源氏物语》第十八回“松风”卷，明石姬离别父亲之时借秋景表达自己的复杂感受“正值秋天季节，心境万端物哀”，由秋景秋色暗合人生离别之苦。第二十回“槿姬”，“他回忆往事，在这老婆婆青春时代，宫中争宠竞爱的女御和更衣，现在有的早已亡故，有的零落漂泊，生趣全无了”，由人世无常所感而涌现出空寂、悲戚之意。

 

　　《盲人物语》盲人弥市对阿市夫人的美丽与人生不幸的同情，《刈芦》芹桥慎之助每年中秋月夜对阿游的遥望，《春琴抄》佐助自戕以保留春琴的美丽和孤傲。正是日本文学“艺术的‘知物哀’，就是以知人性为根本。用作者（按：紫式部）的话来说，就是“鉴定人心”。

 

　　二、施蛰存：文体的理想与人性的坚守

 

　　1、文体的理想

 

　　施蛰存拥有“新感觉派作家”、“心理小说家”、“文体作家”三个名号，“虽然他自己对于这些名号一个也不承认，但就他已发表的文字看来，则他对于以上所举的三派作风都有些相近，不过心理色彩更较其他为浓厚罢了。”而这种复杂性恰恰说明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探索的独特贡献。

 

　　施蛰存何以如此的“变化多端”，他有着怎样的思考呢？“30岁以下的年轻人往往较早就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所以在吸收这些新思想时并不觉得困难，同时不像年长的一代有精神上的冲突。”这是罗素对中国“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判断。李欧梵分析《现代》杂志“现代”一词含义时指出：他们用的是“Lescontemporains”一词，这个词是“当代人”的意思，标志着他们与西方同步性的想象。

 

　　沿着这个思想，我们再看施蛰存在1932年到1935年，短短三年内完成的“三级跳”（“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古典主义”），就能够理解他对“新文学”小说“技法”和“文体”的不断探索。“我觉得在应用对话的时候，在作者或许以为是一个巧妙地手法，但实际上却往往得到了一个笨拙的效果。”

 

　　施蛰存从“对话”和“文体”两个层面，重新思考新文学以西洋小说为标杆的创作发现，佛罗贝尔、左拉等作家，花费几十页文字去描写一个人的行动思想，完全是忽略了读者也是一个如他一样的有经验有思索有想象的人，而中国现代作家却“把他们视为圭臬，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过一点异议”（施蛰存语）感到不可思议。这种自觉地反思，使施蛰存开始了小说文体方面的实验：

 

　　“近一二年来，我曾有意地实验着想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说是‘创造’，其实不免大言夸口，严格地说来，或者可以说是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的融合。我希望用这种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方面也排除欧化的句法。”

 

　　面对不理解施蛰存文体尝试努力的人（将其认为无异于“鸳鸯蝴蝶派”、“回老路”），施蛰存坚持着这条路，他认为如果能走得通，未尝不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如果中国的小说能从这中间去蜕化出一个新的阶段，一定能够使白话文获得一种新的妆束的。

 

　　从模仿期的“自然主义”创作、“拟普罗”创作，再到“抒情诗”式的创作，“色情—怪诞”文类，“古典”叙述文类，施蛰存孜孜不倦的探索，正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担当。

 

　　2、人性的坚守

 

　　上文主要从施蛰存小说创作“变”的一面进行分析，但是施蛰存光怪陆离的创作背后，一直坚守着对人性的书写。《上元灯》集以抒情的笔写了少男少女间的纯情，朋友间的友情，游子的乡情。《将军底头》写了生理层面的“力比多”在社会道德、理性之压下的变态情欲。《梅雨之夕》小说集中男性主人公“神经衰弱症”导致的色情、怪诞问题，正是都市生活方式对都市人性异化的结果。《善女人行品》、《小珍集》中小家庭男女之间的情感、心理诉求，更是诉说了小市民的常情。因此，在施蛰存千变万化的表面背后其实是“人性”的多领域、多角度探寻。

 

　　对这部分产生的疑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施蛰存都市小说中的“色情”“怪诞”是真实的吗？符合人性吗？二是施蛰存“回归”小说中的“神秘”、“怪异”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严家炎先生的观点具代表性：“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怎么会简单地相信旧书里那套迷信的东西呢？”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严家炎先生认为“这种扑朔迷离的写法，说明作者为表现怪异的心理过程而实在有点走入魔道了。”

 

　　施蛰存真的走入魔道了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他曾申辩：“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30年代的上海，是机械与光影，消费与娱乐，色情与颓废，摩天大楼与“朝九晚五”，男性挫败阉割和女性主体张扬的时代，是穆时英所说的“建在地狱上的天堂”。这种“价值重估”的时代带给都市人感受的复杂性：欣赏与批判同在，挫败感和征服欲并存，对于都市的男性来说，更是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周乐诗对都市“现代性”与“女性形象”关系的思考可以带给我们启发：“对于男性来说，现代的异质性特征让他倾向于利用对女性这一异质性的想象来表达他的感受。男性总是会将因无法控制而引起恐惧的对象投射到一些女性身上，持续地将其妖魔化，被贬低的事物女性化。面对于现代到来的不安和忧虑、更使男性厌女症获得了一个恰切的象征物。”都市男性作家将女性的“物化”、“色情化”、“妖魔化”的处理，反映的正是都市男性的内在心理。

 

　　施蛰存“回归”小说中的“神奇”和“古怪”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许杰先生引用《黄心大师》中女尼的话“阿弥托佛，这位小姐是个有来历的人”、“你的来历我早已知道，我已经预备了，叫她此刻就来”、“不要愁，都是数”等这些含有神秘、运命性的语言，使许杰先生提出“神性”书写还是“人性”书写的问题（《大晚报》1937年4月）。施蛰存对此解释到：“黄心大师在传说者的嘴里是神性的，在我的笔下是人性的。在传说者嘴里是明白一切因缘的，在我的笔下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者。”之所以如此的写，则是从故事的叙述和中国人历来的命运观出发所做的叙述方面的处理，但其本意，是展示黄心大师本身恋爱的幻灭和苦闷。

 

　　其实文中有一个显明证据：“当时的人，实在没有一个能发觉恼娘一生在恋爱上的苦闷与幻灭，于是不能了解她这惊人的行为动机所在了。”如果再联系属于同一题材的《猎虎记》和《塔的灵验》两篇，我们更能够看到施蛰存的用意。《猎虎记》老虎的伪扮者竟然是在性欲发泄，《塔的灵验》更是在消解神性的崇高，揭露和尚“食、色、性”的真面目。因此说，施蛰存虽然借鉴了古典小说的“传奇”“神秘”的一面，其实一直坚守着“人性”的书写。

 

　　谷崎润一郎与施蛰存在文学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二者的文学道路都经历了“唯美主义”创作和“民族性回归”两个阶段，都坚持“艺术至上”的审美理想，致力于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在艺术上，二者努力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丰富文学表现的能力。同时，二者都强调立足本民族文学、文化传统，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从二者不同时代、地域、文化传统出发，我们看到虽然二者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但是在小说美学的具体旨归上却存在很多的不同，本文对二者不同小说美学的平行研究，就是从“同”与“异”的互动关系中，力图把握谷崎与施蛰存的不同艺术选择。

 

　　【参考文献】

 

　　[1]谷崎润一郎.《春琴抄》于雷译，《恶魔》叶渭渠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16.

 

　　[2]丁敏华.谷崎润一郎小说《春琴抄》的阴翳之美[D].北京语言大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