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诗）的胡风，为何命运如此多舛——不仅本人生前几十年身陷囹圄被人间遗忘。而且死后连其传记也无人问津？不过我转念一想，

　　《胡风传》在一个小学里无人问津似乎不足为奇。小学生不读胡风，与不学高等数学一样道理；即便是老师们倘若不是文学爱好者，也可以不理睬胡风。况且《胡风传》之所以“落户”到一个小学图书馆，并非因为它是什么畅销书而被“抢购”。查它的发行量不过区区5500册，大约是那时要求全国每家图书馆必须藏书一本的图书发行惯例，《胡风传》才被公家统一“发配”到这家小学。这本可怜的《胡风传》，被冷落了20多年，最终是一个“悲喜剧”——先被它的主人当作废品处理，后被我这个顾客当作“宝藏”购得。

　　马蹄疾的《胡风传》写于1987年，离胡风去世刚2年，离中共中央最后一次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才1年（胡风冤案的平反历经三次），当属最早的一本胡风传记。作者是一位资深的鲁迅研究者，他把胡风当作“一生追随鲁迅”的“鲁的传人”，在书中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记叙了胡风与鲁迅交往的经历以及胡风学习、宣传、捍卫鲁迅的事实，展现了胡风宁把牢底坐穿也要“固执己见”——坚持真理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不过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马蹄疾的《胡风传》在内容上显得比较单薄，史料不够充分，事件未能展开，没有展现出胡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内涵丰富的精神世界，尤其对于毛泽东亲手办理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堪称文学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不仅涉笔较少，而且未能触碰事实真相和问题实质。我认为，与后来出版的梅志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相比，马蹄疾的《胡风传》恐怕只能算是一个“小传”。

　　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是我的师友，我们是忘年之交，也是以文会友的君子之交。他早年“意气风发”的诗歌，我当时尚未出生没能拜读；而他晚年“斗志昂扬”的杂文，则是我现在阅读生活中的最爱。他的《“娘打儿子”论》、《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检阅天安门》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我几乎当作“老三篇”一样捧读。每当京城杂文界文友聚会，我几次有幸得到邵先生签名赠送的新出版的杂文集。邵先生晚年不仅写了大量的杂文，还写了好几本回忆录，对自己曾经在政治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进行痛彻反思和无情解剖，对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经历进行历史追问和自我救赎，出版后在知识界引起较大反响。其《别了，毛泽东》影响最大，我仰慕其名希望一睹为快，但该书在境外出版，求购不得。于是邵先生将网上流传的电子版发给我，以飨我这个忠实的读者。后来我去香港旅行，在书店里购得该书。在一次文友聚会时，我把这本来之不易的书带上，邵先生题签日：“学武托人从境外购来，盛情可感。”

　　在读《别了，毛泽东》的过程中，我看到邵燕祥先生在叙述1945～1958年的有关经历时，不时地“就此打住”，而提示此前出版的《沉船》一书已有详细交代。我手头没这本书，又不好意思向邵先生索要，便通过网购得手。正如该书名所寓意的一样，《沉船》是从黄浦江边的上海“打捞”上来的。这本书来历不凡，让我大开眼界。该书于1996年2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书的扉页里，盖有“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馆藏书”的图章。从书中有读者所作的批注来看，这本书的“待遇”比上述那本《胡风传》要好多了，不仅有人问津，而且读者还不是一般人。然而，堂堂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馆的藏书，怎么跑到私人书店去了呢？原来在书的封面上，有一个“注销”二字的蓝色小印章，看来这本书是被“开除”或“打人另册”了。我不禁“浮想联翩”：正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别了，毛泽东》的作者简介中所说：

　　“邵燕祥先生为人为文为诗，一贯关注社会现实。近年则以反思和批判性的作品和言论受到注意。”众所周知，这里的“注意”。除了知识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正常注意之外，还有有关部门的非正常“注意”。那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馆注销邵燕祥先生的《沉船》，究竟是按图书管理的惯例所进行的一般处理，还是意味着也属一种特别“注意”的表示呢？

　　我把网购和店购的胡风著述及其研究胡风的书刊一一读过后，写了一系列的读书随笔。我将其中两篇《谁分宗派故谤伤——胡风“宗派主义”问题再反思》、《胡风与储安平的异同》，通过电子邮箱发给邵燕祥先生，请他给予指点斧正。邵先生也写过关于胡风的文章。在对胡风所谓“宗派主义”问题的看法上，我们可谓“所见略同”。他在《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胡风“三十万言”读后》中提出“有个集团又何妨”的观点，使我在写作《谁分宗派故谤伤——胡风“宗派主义”问题再反思》时受到启发。于是，当我把这篇稿子发给邵先生。很快就得到他长达两千多字的回信。他说“谈‘宗派’一文甚得吾心”，给了我很大的勉励。已年近八十高龄的邵先生，把我的“万言书”

　　（两篇文章都在万字以上）读得那么认真细心。连几处错别字和用词不当之处都一一指出，实在让我感动和羞愧不已。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他还把广东省文联主办的杂志《粤海风》介绍给我，并转来该杂志主编徐南铁先生的联系方式，嘱我把这两篇文章发给徐先生。争取发表。徐先生在收到我的稿子后，立即在当期（2012年第4期）刊发了《胡风与储安平的异同》。

　　我网购的书虽然大都是“处理品”，可由于书里另有一番“故事”，比新书更具收藏价值。

　　北大学者王丽丽的学术著作《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我购得后打开一看有王丽丽的赠语签名，不过不是赠予我的，而是赠予一位郭先生的。我出于好奇在网上搜到了郭先生的资料，得知他是北大的副教授。与王丽丽属于同事关系。于是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郭先生“不小心”把书弄丢了，还是“不领情”把书当作垃圾处理了？

　　胡风的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是我三番五次才从网上“搜捕”到的。这是一本“无名书”——没有购买者或单位或个人的具名，书里有好几处批注和留言，可不知是书的主人还是他人所写。大约是出于对胡风事件的愤怒不平，有一处留言颇为“触目惊心”：

　　“蒋介石能容下鲁迅，毛泽东容不下胡风，原因何在？”我想幸而写者没有具名，否则此书落到“别有用心”者手中，举报给有关部门，恐怕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也幸而是在今天，倘若是在肃反、反右和文革期间，这种“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可就是一桩反革命的大案要案，“胡风反革命集团”又要多一名甚或几名“骨干分子”了。要是在过去那个“不免于恐惧”的年代，我手中的这本书也就不是“宝藏”而是“定时炸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