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吕不韦个人的方面找编撰《吕氏春秋》原因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修编这部书是吕不韦为当时秦国的国运打算。即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历史发展的需要。战国末期，秦国强盛，由秦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已是定局。编修这部《吕氏春秋》可以为秦统一六国后秦王的施政方针等提供一个纲领性的指导。

　　此外，就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等诸子学说的身影，所以后世很多人称此书是“杂家”的代表作。这种文化整合取向在该书的体例及内容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正如牟钟鉴先生说讲：“该书把战国时期盛开的文苑百花，移植到同一棵文化之树上，既使百花有了一个共同的根干，又使封建文化的大树，呈现出多姿多彩。”ii

　　不可忽略的是《吕氏春秋》的编撰，吕不韦的三千门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没有他们，在任何的情况下这部巨著的出现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到了秦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及六国士人“夷狄视秦”观念的转变。

　　《史记·六国年表》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史记·秦本纪》又说到了战国中期秦孝公即位的时候，秦国中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样的境地之下就少有人士人愿意来秦地讲学。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量涌现与活跃。此时秦国虽然不断强大，但在很多六国士人心目中却被视为“戎狄”或“虎狼之国”，凶残暴虐而无信义。如《战国策·赵策三》之《秦围赵之邯郸》篇记载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劝说楚怀王不要去会见秦昭王时，所举原因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同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却是人才济济，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宋钘、尹文等，其中包括儒、道、法、阴阳、兵、名等多家都在稷下学宫讲过学。尽管齐稷下学宫曾经学者云集，齐国与秦也曾并称东、西二帝，但到齐愍王时已走向萧条，统治者的排斥、暴政或国家动乱使士人们难以为继，不得不另寻出路。同时其它东方各国在军事上的相继失利和国力上的渐衰落也让诸子“务不治”的目的无法实现。而此时唯独秦国“驳”而“霸”，兵强国富，统一天下的实力愈见明显，同时又有着广纳天下人才和重贤任能的传统，战国晚期士人的价值观由此不能不发生转变了。历史上曾有孔子西行不到秦之说，但荀子深入秦国考察后言其“古之吏”、“古之民”、“古之士大夫”和“古之朝”iii不由发出“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iv之感叹，对秦国的地理、制度大为赞叹。事实上荀子入秦之后也还有好些儒家弟子留在了秦国。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方六国曾“戎狄”或“虎狼”喻秦的种种看法。考虑天下大势和比较秦国与东方六国的情况，士人价值观就逐渐发生转变。相比东方六国的衰落，秦国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富庶和军事上的强大，难免吸引六国各家士人前往。适时正逢吕不韦入秦为相，大权在握，欲效法战国四公子的“养士”和改变秦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亦招致士，厚遇之”，于是“至食客三千人”v，昔日的稷下学者也有很多成为了吕不韦的门下。这些门客最终为其编写了《吕氏春秋》这部巨著。

　　《吕氏春秋》这部巨著的编撰，时代的因素和吕不韦个人的因素都是极为重要的，两种因素的结合最终成就了这一部百科全书似的巨著。

　　注释：

　　i司马迁《史记》

　　ii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7.

　　iii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88.

　　iv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88.

　　v司马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