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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概念的提出可能是钱学森等追求综合或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结果。在文集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中，即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3)开幕词中，钱学森即提议面对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以及近代科学分化的背景，进行综合研究[44]4。1987年黄秉维在中国科协三届二次全委会上同样表达过这个想法[44]48。 在1986年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讨论会上，钱学森提出了地理科学的概念，并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并言明“现代化的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即“地球表层学”。“地球表层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同属于基础科学。值得注意，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提出了地理科学的大致体系[44]39：①最理论性的层次，即基础理论学科“地球表层学”，尚待建立（目前仍然这样一作者注)；②第二个层次，即应用理论学科，如数量地理学；③第三层次，直接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应用技术。可见，技术问题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中只是部分。假如再加上他受黄汲清启示而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哲学概括，那么钱学森所说的地理科学至少包括4个层次。另外，钱学森对地理科学的应用层次作过另一个表达，即最切实用的工程技术，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水资源、气象预报、地区的发展战略等。从这一点来看，钱学森所说的技术与UCP所说的技术相差实在太大。 地理科学体系性的另一个表征是范畴的复杂性。在1989年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说明研究地理科学，天、地、生还不够，应还加上谢加泽所提的“人”。这一点使得地理科学与地球科学区分开来，因为地球科学研究的对象时间尺度较长，而地理科学在天、地、生外加上“人”后，对象的速率就不同了，研究对象的时间尺度缩小了，问题却倍加复杂了。 地理科学的性质是什么?钱学森认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这构成了他用地理科学的术语而不是地理或地学的原因[44]71。在1989年与刘恕的谈话中，钱学森明确说地理科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的体系[44]67。1991年，他曾提出地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等都是10大科学技术同样重要[44]187。建筑科学原归人地理科学，但后来钱学森认为建筑科学还具备美学，单独出来，故科学体系是11个大类[45]。 对地理科学体系性的另一个说明是“地球表层学”。钱学森认为地球表层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这一点可能大多对地理学有认识的人都会有体会，关键的一点还在于，钱学森认为这里的社会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还要受到地质、气象环境的制约，所以它又与自然科学、经典的地学有关系。其结论是：地球表层学是一种综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问。在这里，钱学森用了“交叉”和“综合”两个术语。实际上，钱学森倾向于用后者，后来他用“汇合”来表达这个意思而不是“交叉”，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凑在一起是建设性的，而“交叉”好像是要打架[44]71。这种“交叉”在语义和实践中是否真“打架”，目前似无研究，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分化或学科整合不足则是个问题[46]。从这个角度讲，建立地理科学及地球表层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Ｏ钱学森的知识、科学体系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战略方向，北京大学马蔼乃对钱学森思想有较多研究，其新近出版的《地理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出版社，2011)是此方面系统性著作。 地球表层学的体系性对于说明地理科学体系性是充分的，因为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体系中，地球表层学只处于基础科学的层次「44]76。 除此之外，钱学森所提议的地理科学建设是颇具影响力的。一方面，它推进了地理学理论建设。如，吴传钧提出的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47]，就与钱学森的提议有联系。吴传钧除赞同钱学森汇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文表述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建立地理科学体系外，对“人”、“地”、“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均采用了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在方法论上，吴传钧也说明了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而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在2011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上被评论为未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所依的三大核心理论之一?，地理学思想史家刘盛佳曾说该理论“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学方法论”[48]，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地理学的而不仅是人文地理学的。 另一方面，是推进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例如，黄秉维指出地球系统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科学基础，与钱学森所说的地球表层学是基础科学、地理科学是应用基础科学，可谓一脉相承。黄秉维又与陈述彭、章申反复讨论，参考了国外相关研究，提出了建立地球系统科学的主张[49]。这种主张来源于“综合”思想和方法。比如，他1956年就根据世界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水热平衡、化学元素地表迁移和生物地理群落3个自然地理学新方向，其前瞻性可从当前全球变化研究中逐渐获得共识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科学概念得到证明[50]。这种“综合”思想和方法，与目前全球变化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性科学都在强调的综合（integration)或集成（synthesis)不谋而合。沿着这条路，中国地理学在通过实验研究农田生态系统中水分循环和水盐运动规律及其与作物生长关系、环境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背景值和环境、陆地表层系统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5.2中国地理科学的“学科”II:方法论 钱学森论述地理科学的方法论遵循一般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的逻辑原则。他用“地理系统”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述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实际指地球表层系统。对这个对象的解析构成了其方法论的前提。地理系统这个概念来源于系统论，钱学森在说明建立地球表层学时明确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44]56,而对地理系统的解析同样与系统论思想密不可分。在致浦汉昕的信中希望浦汉昕在地球表层学的努力中对系统学下点功夫[44]253。 文集中对地理系统有不同表述，如浦汉昕表述为“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44]16,钱学森1983年也用这个表述[44]25，1987年钱学森应用了“巨系统”的概念[44]42-43，1989年钱学森应用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的表述[44]82。1990年，“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的表述基本成熟了，方法论也提上了日程。在《一个科学新领域》一文中，钱学森等说明了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个方法应用的三个复杂巨系统之一即地理系统[44]101。“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将专家群体、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也是钱学森专门论述地理科学方法文章的核心思想之一[44]185-201。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是颇具创新性的。前已述及，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系统，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但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论，以还原为主，用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分解再分解，一刀刀切下去。这样切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方法对于地理系统的解析是有限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对于综合而言，对于打破还原论方法论，探索整体论方法论，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后来黄秉维又对地理科学的方法论增加了一条：在综合指导之下分析，又在分析基础之上综合，需要在综合与分析之间指臂相使[51]。这一点是地理学家最为熟悉的了。 5.3中国地理科学的“任务”地理建设 5.1和5.2是“学科”的范畴。实际上，中国地理科学的体系性及其方法论，其发挥作用仍然在于明确的“任务”。这里有一个问题，常常说地理科学是钱学森提出的，作为术语不假，但实质的应用则不一定。钱学森在1991年4月6日中国地理学会地理科学讲座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从这个《传》_?上还可见到竺可桢先生在建国初年就已经讲了地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所以读了之后，我觉得‘地理科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归功于竺可桢先生(其依据主要是竺可桢对地理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与社会关系的解析「44]8)，而不是我”_8。这里除说明地理科学这一术语的来源外，更为重要的是点出了地理科学的内涵之一，即坚实的实践基础，也就是“任务”的问题。 “任务”这个坚实的基础之所以引起钱学森的注意，一个机遇是他刚好读到Johnston主编的TheFutureofGeography(《地理学的未来》），该书反映了英国地理学者对英国地理学衰落的担心。钱学森觉得英国地理学的衰落在于大英帝国衰落后地理学不再获得支持，而我们这边风景独好，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该文集中被广泛引用，同时也是表示地理学家对地理学担心的，是加拿大地理学家Hurst给地理学下的错误定论一地理学既不存在，也没有未来[52]。这种论断被称为“地理虚无主义”（geographicnihilism)，其实质之一地理学被理解为技术实践的意识形态。从这点来看，UCP过度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一面引来评论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 关于这一点，似乎社会主义的建设把地理科学的建设提到了一个急切的议程中。1990年的“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中，记者的问题是“为什么您提地理科学而不是简单地称地理?”，钱学森的回答是：“因为我要突出地讲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合，或叫交叉……地理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一门迫切需要的科学，是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理论之一”[44]。 除此之外，钱学森还说明了地理科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地理建设”。按钱学森的意思，“地理建设”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她构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一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一的基础：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在1989年首次提出“地理建设”这个概念时，钱学森只是列举了交通运输、信息通讯、能源发展、防灾抗灾、农业资源及林业资源开发、保护等问题[44]88。这个见解得到了于景元、王寿云、汪成为等的认同[44]143。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钱学森将“地理建设”明确地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44]248。在1991年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明了地理建设所要依靠的不仅是地理科学，社会科学也应参与，这是他对地理科学参与合作的一个说明。这样看来，钱学森所说的地理科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这不需要质疑。而这门科学，其庞大的体系性意味着将发挥巨大作用，这无论对于“任务”还是“学科”都是正确的。 而对于钱学森所提“地理建设”及其与地理科学的关系，黄秉维后来有过一个评论：“钱学森教授提倡为地理建设而积极地发展地理科学，沉机先物，深略远谋，中国地理学界无不愿为此而尽其献替”[49]。除此之外，王铮等提出了地理建设需要的一种实施形式-地理工程，而地理系统工程是它的技术手段[53]。 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UCP反映了美国地理学在“科学的”一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进展。尽管UCP受到了不少批评，但UCP至少暗示了地理学发展新时机的到来。当然，这种机遇实质上与挑战是并存的，这要求地理学必须审视自己的时代背景。UCP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建设性的：①提出建构跨学科的地理科学；②提出未来10年地理科学发展的11个优先领域。在这里，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都具有“大科学”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UCP实际上至少在地理学建设上平衡了“学科”与“任务”，尽管其在“学科”话语上过多地重视了技术和工具而不是深度。不过，按UCP评论的回应，这种倾向受限于报告的任务和对象，并非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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