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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Sui虽然是这些评论的引介者，但他注意到UCP所建构的地理科学似乎面临着一种学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境地。他说21世纪头10年的两个变化对未来10年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智力的和技术的改变。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即UCP所说在其他学科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地理/空间方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迫切性问题；另一方面，无偿地理信息的迅速发展和非职业地理学的迅速扩展，这归因于Web2.0技术及其与传统地理空间技术（GIS、RS、GPS)集成的爆炸性发展[3]。 4地理科学的“宽度”与“深度” 4.1地理科学的学科性质 在UCP的评论中，大多评论者提及“大科学”（bigscience)这一概念。Barnes甚至认为，NRC1965年的报告中大科学已与自然地理学相伴，尤其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计算制图和GIS的发展已使地理学与军队、政府有关系[26]。他所认为的大科学特征是：大型工程、团队，集中于特定问题，应用尖端技术、先进机器和软件。 实际上，大科学正像Barnes所述的那样，需要巨额资助、大量科学家（甚至科学家共同体重组)、多学科参与，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其成果也向多学科散射。在此情况下，参与到大科学平台中的学科，若理论欠佳，则极易被边缘化，充当工具（这是一般的评论。实际上，假如考虑到现代科学中技术学科的重要性，那么技术性也必须得到承认。还有一点，现代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并没有划出一条严格界限来，也不太可能，他们通常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来形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若与“大科学”结合起来，那么就是“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象牙塔式的地理学是无法在“大科学”时代再独善其身的[27]，其科学成分和技术成分不应遭到非议才对，UCP及其评论的目的，也是对此的回应)。这类研究的典型，如欧盟科学研究计划，寻求以综合、多样的视角和方法解决科学、社会的复杂问题，布鲁斯等正是以此来论述欧洲科学联盟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的[28]。 UCP主体内容，刚好强调了技术和工具，理论总结并不是主体，评论者多集中于后一方面。UCP在前言中说，“展望未来，地理工具和技术在监测、分析和应对地球表层重大变化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mix。而UCP的目的，是“如何重组地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而这里的方法实际上还包括空间分析(GIS及其相关技术)、遥感、地理可视化等?。因此，评论者认为UCP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 Winkler认为，UCP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与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交流地理科学潜在的技术、数据和方法[20]。他集中评论的是UCP的第二部分，也即UCP所提的11个优先领域。在每个问题中，UCP无一例外地遵循这样的线索论述：研究进展一地理科学的贡献一研究子问题一小结。对于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研究子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的主要内容，因为“研究进展”部分是个回顾，“地理科学的贡献”说明“地理科学能做什么”，“研究子问题”则是“未来地理科学应做什么”，是更为关切的。他认为，每一个子问题都以“how”为开端，这种“how-to”的框架可能暗示地理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技术（how)而不是理解过程（why)或者影响因素（sowhat)。“how”的框架意味着地理科学主要是技术和工具，是一门应用科学。 这种“how”的框架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会造成一种假设，即大多社会面临的问题都可能在特定问题中获得解决。而实际上，社会问题常常是不确定的，要求多重视角和一系列方法。 与Winkler上述见解相似，Clarke认为UCP说明了地理学家有助于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但这样做意味着一种行为主义，与工程而不是科学靠得更近[21]。Clarke注意到，地理学能应用于更多的工程，但除了GIScience以外，很少推动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他提到“地理学第一定律”（TFL:Tobler'sFirstLawofGeography)这样讨论地理学定律的部分文献（指DanielSui和古德柴尔德的文献[14,29]，实际上还有Barnes?、Phillips^、Miller?及Tobler的回应文章[33]，国内学者后来作了综述[34]。TFL还被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并与“生物地理学第一定律”（Buffon'slaworthefirstprincipleofbiogeography)相提并论[35])，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导致了地理学对理论的追求，然而至今没有通向一般理论，当然也就没有大统一理论，UCP对追求理论和知识（“知识”大概是指“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被剔除了，这与技术哲学家的观念明显不合拍，其实也应当承认“技术”的知识性)似有保留。 对UCP中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不满还来自Johnston?和Barnes關的批评。 Johnston评论说UCP在数据收集、可视化和分析基础设施上投人了太多的关注，在解释原理上花费太少，这使UCP在学科论述上受到伤害，忽略了地理学科一些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36]。他认为地理科学常常表现为基本方法，实践中是观念、理解和解释，应用空间数据和可视化强调问题而不是理论及深人解释世界。但“理论”一词很少出现在UCP中，这将使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质疑地理科学中的学术水平。UCP中充满了GIS、遥感、空间数据库等词，这正是地理科学主要的卖点，给别人的强烈印象是地理科学是技术导向的。在当今科学中GIS和其他相关技术是重要的工具，但是工具就意味着有结束。与NRC1965年的报告相比，1965年的作者们声称一些地理学家在学术圈中处于自卑的地位，不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标准科学家（这个传统来自于对客观化的“科学”的追求。在西方，科学的传统之一受益于主客对立的哲学传统，寻求客观性及数理表达，除了物质世界的知识之外，其他知识排除在外。这一点近代科学首先完成革命的是物理学，物理学因此成为“标准科学”，在解释世界的话语中物理学家处于最权威，而那些计量较晚的学科则处于“寻求科学”的地位和过程[37])，是否UCP暗示类似的劳动分工？ Barnes的评论颇有建设性。他认为，UCP偏重于大型数据集、复杂的方法技巧，以及各种材料的工具和硬件的科学模式，这只是地理学贡献模式的一种，而地理学的优势则在于它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化，这些因素对于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比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做得更多、更好[26]。他的结论是：UCP给予的一个错觉是“科学高速路上的直线眼光”，也就是前述的可以通过特定问题和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实质上地理学不是这样或不像这样，没有一种学科的路径是直线的一没有唯一的通向真理的罗马大道。 4.2Murphy的回应：UCP编撰目的与“深度”弱化原因的说明 UCP编委会主席Murphy对评论者的意见作了回应，说明了UCP的编撰过程、目的和局限[38]。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接受了评论者的意见，这就是前文所说的：UCP尝试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一技术与工具和宽度；而其评论则是尝试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一理论和深度。 首先，Murphy说明委员会作出这个任务前的3个预设：①作出选择，包括所不能的，不应该的，故集中于地理学学科；②第二个预设的决定是最好不要抓住传统的学科分支，UCP围绕的区分性线条是如Pattison所称的“地理学的4个传统”[39]，所列问题明显是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有的问题切断了传统分支学科的线条；③决定采取相对普遍的办法整合科学，无论地理科学如何被理解，都不想采用较狭的科学方法和概念，而是试图讨论特殊的研究方向，具有经验基础及信息或数据的分析，这意味着不能覆盖地理视角的所有方面。 Murphy接下来就对讨论的焦点一地理科学、理论角色、深度不够和结论的视野等进行了说明。地理科学反映了NRC的术语变化和对超越传统地理学科及地理工作的愿望。这一术语是相当新的，并且意义不容易完全说明。尽管如此，UCP试图表达一种视野，即地理科学（复数）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视角决不威胁或者反对地理学。UCP努力吸收地理学学科以外具有地理导向的工作，明确指出地理学的工作并不完全由自认为是地理学家的人做出。同时，报告并不是要彻底重构地理学科，正如Barnes建议的，也是委员会成员一贯坚持的思想，地理科学在处理复杂性问题时依然使用复杂的和多样化的方法。 理论在报告中的地位也是复杂的。UCP是要提出21世纪面临的实证问题，解释地理研究的贡献，也可能是长期的贡献及挑战，理解挑战的重要因素。这一任务导致UCP首先提练问题，然后举例并说明地理学的视角、方法、技术。这使UCP集中于特殊的、实证的工作，其次是理论水平。这个报告可能传达的印象是地理科学更多的是技术和方法而不是理论，这非常容易遭受质疑。Murphy认为，报告的目标是强调概念和思想，不仅是技术和方法；报告通篇中引用的许多研究是明确关注理论的；对个别问题的讨论中一以贯之的是地理问题的确定（这工作是理论性的，不仅是方法问题）可能与探讨它一样重要；也应特别记住本报告的主要对象既不是地理学家，也不是其他学科，而是基金资助机构。 关于深度与宽度问题，UCP几乎所提的任何方法都可能遭受合理的批评。Murphy理解Johnston对更为详细的个案研究的期望，甚至欣赏其对报告所涉及的思想和研究范围的积极反映。就底线而言，UCP再次严重受限于如下职责，即在一个相对简短的报告中探讨地理科学可能有助于应对社会挑战的最具战略性的方式。编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为了宽度而牺牲某些深度。报告所给定的任务和听众使我们强调最好是给出地理科学工作的可能贡献，而不是详细讨论少数研究。 所以，Murphy认同评论的有益建构，如Robbins清晰地抓住了UCP任务的性质，提供了一些颇具思想的深人特别问题的建议；Winkler对UCP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局限提出一个合理的观点；Clarke注意到UCP相当关注的问题是增加了综合思想，然而UCP的任务是倾向社会问题；Johnston评论的焦点是理论和深度问题，Murphy在UCP编撰过程中曾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在每一章的文本中对理论的讨论较少，大多数论述考虑的是地理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对于理解的贡献，一条清晰的话语是地理学家和地理科学表征着地理研究倾向于挑战一般理论，以解释地方差异的性质和现象；Barnes的文章似乎反映了受他近来地理学史研究的影响。 Murphy的回应认为报告并不是对地理学的调查，也不是建议减少方法和方法论的道路。但任务及说明的方式确实给予了种种错觉，因此对UCP的评论是有益的，也是建设性的。 4.3引申：“任务”与“学科” 以上对UCP及其评论的引述，似乎可以再扩展一点。前述“how”的报告框架，实际可以理解为地理科学对“任务”的追求，正如墨菲所回应的，由于对优先领域的关注，再加上受众的非职业地理学家群体，导致报告关注未来的研究领域及关键技术或工具，理论成分被隐藏了。而被隐藏的部分，正是地理科学建设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关键或核心部分，也就是“学科”的部分，这从评论中可以看出来。 “任务”与“学科”对应着地理学思想史家Claval所说的“大科学”（bigscience)和“学术地理学”。这一点刚好是评论中所说的地理科学的“大科学”特征，而这种特征在UCP中主要表现为技术和工具；另一方面是要求对深度的关注，即加强地理科学的学科建设。ClavaH兑过“学术地理学”是地理学创新的主阵地「41]，看来UCP评论对于地理科学具有特定的贡献。实际上，近年来国外对“学术地理学”的需求也很强烈[42-4'但做“象牙塔”式的学问同样有弊端[27]。 因而，地理科学的建设应该是“学科”与“任务”的结合。实际上，在“小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基础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学科”的成分要多一些。但“大科学”时代不一样，科学研究社会化程度较高甚至已经是社会化了的分工，科学研究应用领域常常与工程相伴，这就导致了所称的巨额资助问题，需要的科学家群体也难以确定，还可能是跨国合作。在“大科学”时代，往往因为社会需求和对应的资助倾向，应用研究较多，尤其是国家科学院、企业这两大类研究机构的出现并占据重要地位，打破了“小科学”时代学院(或大学)研究的传统。这样看来，似乎可以这样来评论UCP及其评论：UCP突出了“任务”，UCP评论突出了“学科”，二者结合的结果是一“任务”与“学科”获得平衡。 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刚好反映了学科与任务的关系，本文在话语上也就有这个倾向。 5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 5.1中国地理科学的“学科”I:体系性 与UCP所说的“整合”技术与方法的地理科学相比，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不仅是技术与方法的问题，完全是体系性学科的建构。 中国学者讨论地理科学的代表作是一部文集，名为《论地理科学》[44](内引该书只注文集页码，但在行文中说明所收录文章作者的贡献)。该文集在建设地理科学方略上与UCP有两个相同但又同中有异的地方：①在该文集序言中，黄秉维说得很明确，“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的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44]2W，②为了建立地理科学，中国学者也曾提出过一些“战略方向”（优先领域)，如钱学森提出研究三峡库区，黄秉维提出研究全球增温。这两点与UCP表面看起来是相同的，实际上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①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更为系统；②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的研究，颇为注重系统方法论，并不仅是技术或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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