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人文社科研究整体水平的重要体现。我国翻译研究呈现以下特点：１）以语言学科为主体，翻译研究的多学科发展趋势明显；２）研究主题日趋多元，文学体裁、典籍文献、语料库技术成为研究重点；３）重视本体与微观研究，强调文本信息的转换与阐释。与此同时，中国翻译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１）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研究创新乏力；２）社会应用性、政策咨询性研究匮乏；３）中译外研究不足，特别是翻译效果调查与分析亟待加强；４）研究模式单一，定量研究方法不充分，跨学科研究方法待加强。由此，从指导方针、研究主题、模式与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中国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规划。

　　关键词：翻译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特点、发展方向

　　当前，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外有效平等交流，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以翻译为核心的语言服务行业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素质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现象的综合考察与分析已成为各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新世纪以来，翻译类项目在人文社科研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产生了一大批既有学理价值又有实际效用的科研成果，深化了对翻译活动规律性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口译学习者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１２ＢＹＹ０６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翻译能力动态发展与培养模式研究”（ＮＣＥＴ－１０－０２７０）以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型汉英／英汉口译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１）”的认识，促进了翻译教学改革，也进一步扩大了翻译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因此，对新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进行系统梳理与客观分析，不仅是响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关于开展专题性学科调查的要求，开拓关于翻译研究项目规划与设计方面的新课题，而且所得数据有利于客观认识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总体状况，把握中国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模式，也有助于客观评价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不足，判断未来研究走向，从而提高翻译研究选题、设计、实施的针对性与策略性，充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与质量，最终提高中国翻译研究的整体水平。

　　２．翻译研究的描述性分析

　　２．１统计介绍

　　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类别划分，本次调查涉及８类项目：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西部、后期、成果文库、中华学术外译。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以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３年为时间节点，结合具体调查项目，形成相关统计数据。

　　２．２统计结果

　　新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量达３１６７５项，其中语言学类达１９２６项，翻译类达３６０项。翻译类项目数量持续增加，比重有所提高。

　　２．２．１项目类别比重

　　一般项目比重最大（４７％），其次是青年、西部、后期项目。其中青年项目比重较大（２３％），体现了对翻译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

　　ａ．重大重点项目

　　新世纪以来，２００２年首次设立翻译类重点项目，２００５年首次设立翻译类重大项目。近年来，翻译类重大重点项目增长迅速，截止２０１３年，累计２４项。

　　自２０１０年设立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增长迅猛，近三年年均增长幅度为８５％，反映出国家对中华文化对外宣传的大力扶持，这也是未来实践型翻译项目的趋势。

　　２．２．２学科分布

　　语言学科比重最大（４８％），其次是中国文学、宗教学、哲学等学科，说明语言学科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依然显著。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学科分布（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ａ．重大重点项目

　　哲学学科比重最大（主要是外国哲学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其次是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但国际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新闻与传播领域尚未出现翻译类重大重点项目。

　　ｂ．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经济学比重最大（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合计达２４％），其次是哲学、中国历史、社会学、法学等，但人口学、考古学、外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尚未进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些学科应该成为未来实践型翻译项目关注的对象。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重大重点项目学科分布（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２．２．３研究人员与机构

　　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来自高校（９１％），一方面说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突出，是翻译研究的主力军，同时也说明研究主体单一、其他社会机构对翻译现象关注不足。

　　２．３讨论与总结

　　上述数据显示，翻译活动的作用日益突出，对翻译现象的观察与思考逐步成为各领域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表现为国家级项目数量持续增加，重大重点项目也开始设立，翻译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也预示着翻译研究未来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各学科分布来看，虽然哲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与传播等领域持续关注翻译现象，但整体上翻译研究与语言及语言学科的关系依然最为紧密。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翻译活动应该（也必然）具有语言之外的属性，摆脱语言模式的桎梏，才有可能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文化、政治、权利、意识形态、文学规范等因素与翻译的互动关系（谢天振２００２：２１－２３）。当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切忌矫枉过正，虽不必认定语言和文本绝对是翻译的根本属性（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２００６：１５１；王东风２００６：７），但应该明确，“超语言”策略只是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元，语言路向与文化路向应该相互吸收融合，而非相互排斥消解，这应是未来翻译研究的基本战略。

　　就研究体制而言，中国翻译研究的主体是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其他组织（如政府部门、市场机构等）参与程度明显不足。这种研究体制的弊端非常突出：１）由于研究人员教育背景与学术兴趣的影响，翻译“纯”学术问题比重较大，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导向的咨询型研究严重不足的统计与分析传播与翻译、翻译市场规范、翻译人才培养、翻译政策等），翻译研究的社会效应不明显；２）不利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难以全面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与功效；３）不利于信息沟通、成果互享，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共同体”，无法保证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

　　３．翻译研究的系统分析

　　３．１统计结果

　　３．１．１研究性质

　　根据研究目标的性质及其效用，翻译项目可分为四类：

　　１）基础性本体研究多为翻译本体要素分析，如翻译性质、功能、过程、质量评估等。此类研究持续增长，但变化不大；２）应用性实践研究多为翻译操作规范与实践，如翻译实践与策略（翻译、注释、整理等）、翻译教学（包括测试、翻译能力、现代技术等）。此类研究比重较大（整体超过５０％）；３）社会性认识（咨询型）研究多为翻译社会影响分析，如翻译与中国文学、文化、政治的关系、翻译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等。此类研究比重较小（整体为１３％），但近年增长明显；４）综合性研究：兼有上述三类之两类或三类。此类研究比重最小（６％）。

　　３．１．２研究层次

　　根据研究对象的层次，翻译项目分为微观与宏观两类。微观研究关注本体特征、操作规范等议题，依然是翻译研究的主体（整体占６７％），而宏观研究侧重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以及与意识形态、权利关系、国家发展等范畴的相互影响，比重依然较小（３３％），而且近年增长幅度也小于微观研究。

　　３．１．３研究跨度

　　根据研究对象的时间范畴，翻译项目分历时和共时两类。共时研究考察同时期内的翻译活动，分析翻译现象的静态特征与分布。共时研究近年虽起伏不定，但依然是主体（６８％）。历时研究关注翻译现象或理念的发展变化，强调翻译研究的历史观与动态属性。历时研究近年持续增加，近三年平均增幅达５６％。

　　３．１．４研究主题

　　ａ．整体分布

　　依据Ｍｕｎｄａｙ（２０１２）、谭载喜（２０００）、许钧、穆雷（２００９）等关于翻译研究体系及领域的论述，中国翻译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七类：

　　１）翻译实践、策略与产品比重最大（４０％），侧重文本语言的转换与策略分析，国内各民族典籍的翻译、校注、分析占该部分的７８％。而９０％的重大重点项目也属于翻译实践类，多涉及哲学、宗教学等学科国外文献的整理与翻译。

　　２）翻译理论研究近年稳步增长，虽然理论视角日趋丰富，但多为国外理论的验证性或应用性研究，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明显不足，更鲜有基于本土翻译实践的理论创新。

　　３）现代信息与语料加工技术成为翻译研究近年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语料库翻译研究增长明显，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热点话题。

　　４）翻译历史始终是翻译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多集中于明清与民国时期（占７８％），其他时期没有形成系统研究，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翻译史（如少数民族地区、台港澳地区、“陪都”时期、东北沦陷时期、文革时期等）研究尚待开拓。

　　５）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成为近期翻译研究考察的一个热点，重点考察翻译活动及其产品的对外传播过程，分析其具体成效及原因，但比重不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６）译家研究是翻译主体性研究的一项内容，重点分析知名译者翻译活动与产品的特殊性与效果。同时，译家群体特征也成为近来考察的对象，分析特定地域、时期、流派等因素对译者群体的影响，但译者层次、范围、群体社会效应等因素尚待系统分析。

　　７）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市场、翻译过程等问题关注严重不足。

　　ｂ．翻译研究“热点词”

　　根据项目主题词的出现频次，翻译研究“热点词”分布如下：

　　１）“文学”频次最高（３０次），说明虽然经济、贸易、社会等非文学翻译占据当前翻译市场的主要份额，文学创作及其影响依然是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

　　２）“历史”、“语料库”、“佛教”、“典籍”备受关注（均在２０次以上），特别是佛教典籍的翻译、整理与阐释始终是翻译历史研究的重点，而依托语料库审视翻译规律、启示翻译教学与实践则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

　　３）“文化”、“评介”占据一席之地，显示出对翻译活动跨文化意义的重视。

　　４）“传播”、“编译”、“批评”关注有限（均不到１０次），而“教学”、“市场”、“能力”等颇受冷落（均不到５次）。

　　３．１．５翻译方向

　　ａ．整体分布

　　根据对语言转换方向的侧重，分为外译中和中译外两类。除大量翻译方向不明确的研究外（４６％），外译中依然是研究重点（占４０％），中译外虽然逐年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比重偏小（１４％）。

　　ｂ．中译外题材分布

　　中译外研究题材集中于中华典籍（主要是哲学思想）（５０％），其他题材（如中医、军事、外宣等）逐步“升温”，增长幅度近年也超过典籍。

　　３．１．６翻译类型

　　根据对翻译工作类型的划分，分为笔译和口译两类。笔译是翻译研究的绝对核心（占９７％），口译研究凤毛麟角，新世纪自２００２年首次设立项目（“英汉双向口译虚拟教学系统”）以来，迄今只有１２项，数量及增长幅度均严重不足。

　　３．１．７研究方法与策略

　　根据理论支撑、数据收集与分析手段等因素（穆雷２０１１），非数据特征的研究方法比例最高（文献整理、定性阐释两项合计６７％），虽然定性与定量综合考察的思路逐步为人接受（１４％），但基于客观实证数据的定量型研究依然难以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特别是跨学科方法比重很小（５％）。

　　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的研究方法（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３．２讨论与总结

　　１）理论与实践并存，但“知”、“行”分离

　　首先，理论性研究虽然数量不断增加，但均为应用或验证分析，批判性思考不足，理论或概念创新更为少见，其突出表现是，虽然新材料（如军事、医学、法律文本）、新方法（如语料库）不断成为关注焦点，但由此衍生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术语依然匮乏。其次，理论与实践依然泾渭分明，二者紧密结合的研究为数不多，部分基于翻译实践的理性思考仍属指导翻译实践的操作规范层次，尚未上升至解释翻译现象、预测翻译发展的“纯”理性高度。

　　２）“体”、“用”兼顾，但“虚”大“实”小翻译研究多关注微观本体性现象或属性（翻译性质、功能、过程、质量评估等），也考察翻译实践操作规范的形成与作用，但整体上仍局限于（甚至满足于）象牙塔式的学术探索，需求导向的宏观社会应用性研究明显不足（如翻译对文化要素传播及国家形象建设的影响、翻译市场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制约等），翻译研究的社会反拨作用亟待加强。

　　３）“现实”、“历史”交错，但“点”多“线”少翻译研究的共时特征突出，热衷于翻译现象静态属性的阐释或证明，活动的历史性解读、对翻译概念与规范演变规律的动态探索明显不足（如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多元阐释与应用），导致研究格局零散、无序，不利于对翻译现象形成系统而完整的认识。

　　４）主题多样，但“冷”“热”不均

　　翻译研究主题日趋多元，既说明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也反映出研究关注程度的差异。一方面，文学体裁、典籍文献、语料库技术成为研究重点，虽然利于形成研究的“规模效应”，有助于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索，但也容易造成雷同主题的“重复建设”，无益于提高学术资源使用效率，更不利于学科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翻译批评、翻译市场、特殊领域或体裁（如中医、饮食、戏曲等）、特殊翻译类型（如口译）仍属“偏远落后地区”，对这些边缘地带的关注与扶持，既有助于对翻译活动的全面认识，也利于开拓翻译研究的新疆域。

　　５）中外兼修，但“内”“外”有别

　　翻译研究既关注域外信息与观念的引入与分析，也考察本土思想与文化的对外传播，但外译中的实践与研究依然是重点，而中译外不仅比重偏小，而且多为文本的语言转换（如中华学术作品外译工程），对中译外的组织程序、质量控制、接受效果等关键要素尚缺乏系统的调查与分析。

　　６）方法多元，但“量”、“性”不齐

　　研究方法逐步摆脱了中国传统译论“精于理性阐释、疏于数据分析”的主观印象式研究，量化的实证数据收集与系统分析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发展特征，但尚未形成规模。定性研究依然是当前翻译研究的主流方法，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复合型研究尚须强化，尤其是跨学科研究仍停留于概念移植、理论嫁接的初级层次，方法转换、理论延伸等深层次的跨学科应用亟待突破。

　　４．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分析

　　４．１指导方针

　　１）明确战略性、前瞻性原则，为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语言政策、翻译行业标准与市场规范，提供理论支撑、咨询服务或数据佐证。

　　２）在充分描述客观翻译事实的基础上，强化应用对策性研究，同时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实现翻译理论的完善与创新、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突破。

　　３）强调普遍与特殊相协调，明确中国语境的特殊性对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影响，协调中国翻译特色与翻译普遍规律的关系。

　　４．２研究重点

　　４．２．１服务国家战略的咨询主导型项目

　　１）中国对外翻译活动的系统调查与分析的统计与分析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该对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对外传播工作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重点把握对外翻译活动基本情况，形成多语种、多文本、多时代、多群体、多区域的系统调查取证（如中华典籍对外翻译的系统调查与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中国语言新现象（如流行语、热词）的海外传播与影响等），同时客观分析对外翻译的组织模式与具体策略，特别是针对翻译产品的域外接受效果，提出符合国际话语体系的翻译策略与传播方式，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程提供政策规划与技术执行层面的信息与咨询服务，这是中国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２）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传播与对外宣传

　　根据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精神，加强边境与边疆地区的语言文化建设，改进边疆地区对外宣传的模式与策略，提升边疆地区的国际认知度，是当前语言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战略任务。因此，边疆地区的语言文化对外宣传与介绍工作，特别是涉及文化发展、宗教信仰、语言政策等内容，应该成为对外翻译与传播的重要工作，主要包括：周边国家语言国情的调查与翻译、边疆地区外宣材料翻译的特殊性研究（模式、策略、效果）等。

　　３）基于语言文化战略的翻译政策研究

　　语言政策研究是当前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直接关联民族语言发展、语言接触、民族政策、国家关系等领域，研究空间及应用领域都非常巨大。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翻译行为的社会与文化解释，可以从语言接触、文化交流、民族发展、国家意识等角度解读翻译的作用，一方面分析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政策制定与演变的制约，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翻译政策对民族语言发展、文学创作规范、民族文化传承等范畴的影响。

　　４）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拓展分析

　　借助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工程，一方面对学术外译项目进行系统描述与分析，确定学术领域的翻译“空白”，拓展学术外译的学科范围（如人口学、考古学、外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另一方面开展针对学术外译的系统研究，如学术作品翻译的标准与程序、学术作品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学术作品翻译效果调查、学术术语的翻译规范、专门领域的翻译语料库建设等，形成新的翻译研究增长点。

　　４．２．２构建行业规范的市场主导型项目

　　１）翻译立法的推进与实施

　　当前，我国翻译市场日趋活跃，市场价值与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但也存在准入缺规、竞争无序、质量芜杂、监管不力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６。因此，翻译市场应该尽早进入法律管理层次，进行翻译法规的立法程序、法律效力、适用范围、执法程序、司法解释等相关内容的研讨，出台并实施翻译相关法律，对规范翻译市场运作，加强翻译从业者的法律意识，保障中国翻译市场的长远发展，均有实际而深远的意义。

　　２）翻译市场规范研究

　　与翻译立法相配套，翻译市场的基础数据收集与规范化管理应该大力加强：

　　ａ．建立并完善翻译市场信息共享平台，构成用户、中介机构、译员、监督机构多方互联的动态信息沟通机制，形成信息、资源、人员的合理配置，共同保障翻译任务的顺利实施与最终质量；ｂ．建立资质评定与审查的科学体系（重点是翻译资格测试设计与执行程序的系统性与全面性），严格市场准入审查，建立诚信与信誉机制，严格执行退出机制，促进合理竞争，保障优胜劣汰；ｃ．建立译员代表（或委员会）制度，实行翻译市场的多元管理格局，使资格审核、市场标准、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行业准则既发挥相对稳定的规范作用，又能够及时跟踪并适应市场变化，促进翻译市场的整体规范运作。

　　３）翻译技术与翻译产业的整合与创新

　　现代信息技术与语言服务的有机结合是未来翻译产业的战略方向，也是翻译市场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ａ．现代机器翻译、云翻译、众包（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ｅｄ）和社区翻译（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成为新型翻译业务组织方式，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值得关注；ｂ．新翻译业务形态引发的术语管理、项目管理、审校控制等质量管理流程成为翻译质量研究的新课题；ｃ．以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语音合成等技术形成的自动翻译（同声传译）前景广阔，相应的技术整合与升级、质量评价标准与程序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ｄ．以翻译记忆库、机器翻译、自动化流程为技术支撑的本地化翻译工程将成为翻译市场的生力军，本地化翻译应该成为翻译市场研究的重点议题。

　　４．２．３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主导型项目

　　１）翻译人才库的建设与应用

　　翻译人才资源分散、信息不完备、交流不通畅是影响中国翻译市场良性运转的主要症结之一（《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２》）。因此，应该建立国家翻译人才库，依据服务语种、资质水平、学科领域、所属地域（国内、海外，包括海外汉学家）、翻译方向（中译外、外译中）等标准进行信息整合，并以网络平台形式形成动态更新机制，为国家重大对外项目、国际交往提供人才支撑，为翻译市场人才供求提供信息服务，为翻译人才政策提供数据服务。

　　２）市场导向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与体系

　　专业化、职业化、技能化是翻译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２》）。因此，翻译人才的实用性、专业化（学科领域划分）、层级化（满足翻译市场的多层次需求）、个性化（体现学校特色，满足区域发展需求）培养应该的统计与分析成为翻译教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多方培养主体（校、企、政等）、多元教学模式（如项目式、任务式等）、动态考核机制、复合师资配备等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３）翻译教学研究的系统化与专业化

　　依据上述人才培养目标与特点，翻译教学研究应该改革“大而泛”的研究思路，进行翻译教育环节的分解式深入研究：ａ．翻译能力的全面认定与动态评价；ｂ．翻译测试的系统设计与综合评估；ｃ．翻译学习者语料库的设计与应用；ｄ．翻译教师自我发展机制等。

　　４．２．４创新学科探索的学术主导型项目

　　１）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研究

　　首先，系统梳理、深入剖析中国译论的独特贡献，一方面对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为特点的中国译论体系进行历史性解读或修正（罗新璋１９８４；王宏印２００３；张南峰２００４：２３－３２），另一方面更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译论及其话语规范在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进程中的作用（张佩瑶２０１２：１１３－１２８）。其次，明确翻译理论或概念“本地化”的研究路向，提倡基于“证伪”思维的适用性研究（而非单纯的验证性或应用性研究），推动翻译理论的多元发展（张南峰２００４，２０１２；胡牧２０１１）。再次，深化翻译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元理论思考，从理论的指向性、层级性、应用性等不同视角，客观而系统地评价“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及其理据与意义（孙致礼１９９７；张柏然、姜秋霞１９９７；朱纯深２０００；张佩瑶２０１２：１４８－１４９）。

　　２）相关问题的专题性系统研究

　　ａ．译者主体性，特别是特殊群体译者的集体特征研究（如华裔译者、海外汉学家的翻译行为与影响或知名译者的个案性研究）；ｂ．翻译历史研究的“空白区”（如文革时期、抗战“陪都”时期、上海“孤岛”时期、东北沦陷时期等）研究；ｃ．中华文化元素的系统性翻译与传播研究（如中医、京剧、饮食、建筑、绘画等）；ｄ．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特殊语料，如政治、经济、法律、商务；特殊对象，如学习者；特殊加工，如信息标注与对齐；特殊类型，如口译语料库；特殊视角，如文化、意识形态思考）（胡开宝２０１１：１９７－２０１）。

　　４．３组织模式与策略

　　４．３．１组织模式

　　１）多学科合作、跨学科整合

　　ａ．新闻传播与翻译：分析新闻媒体在信息翻译与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ｂ．文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考察文学产品与文化现象在跨国、跨语言转换中的变异及其影响，重点分析中国文学作品、文化产品通过翻译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ｃ．哲学、宗教学与翻译：考察哲学思想的引入与变迁及其对本土思想、文化乃至语言的影响，明确翻译在其中的地位与影响；ｄ．心理学与翻译：揭示翻译操作的心理认知加工过程，启发翻译教学改革；ｅ．社会学、人类学与翻译：构建“翻译社会学”，探索翻译活动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２）多机构协同、多主体参与

　　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教育机构、翻译从业者与教育者应该突破机构限制，构建需求导向、问题驱动的跨学科协同共同体，实现信息、资源、人才的交流与共享，促进成果的有效转换，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明确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４．３．２方法与策略

　　１）定量与定性平衡，既明确定性思维对阐释翻译现象、认识翻译规律的意义，又强调客观实证数据对验证翻译概念、引导翻译争论的价值；２）基础与应用并重，既重视对翻译本体范畴的探索，又强调翻译研究的社会贡献与实用价值；３）证实与证伪促进，既关注对既往理论、概念、方法的验证与应用，又重视基于特殊语境的创新性探索；４）共时与历时协调，既重视对翻译现象进行多维度的同质性对比分析，又强调对翻译演化过程的动态分析；５）描述与解释配合，既注重对翻译活动基础数据的系统梳理，又强调对翻译本质、翻译发展规律的探索性分析。

　　５．结语

　　翻译研究未来应该合理协调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社会服务、国家需求等方面的关系，强调对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市场的社会作用，更要紧密结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满足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过程中提出的新需求，扩大翻译研究的社会影响力，确保翻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