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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仲淹之墓志铭与神道碑对比分析 对比范仲淹的墓志铭与神道碑，富弼言之甚详，欧阳修较为简略，仅"著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④。除此之外，对于范仲淹仕宦经历的文字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_，明道二年（1033年）废后事件的书写。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_笔带过："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磺争，不能得，贬知睦州。"⑤富弼所撰范仲淹墓志铭则记载颇详：适议废郭后，公上书曰：后者，君称。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称后。后所以长养阴教而母万国也。故系如此之重，未宜以过失轻废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面谕后失，放之别馆，拣妃嫔老而仁者朝夕劝导，俟其悔而复其宫，则上有常尊，而下无轻议矣。"书奏，不纳。明曰，又率其属及群御史伏磺门论列，如前曰语。上遣中责人挥之令诣中书省，宰相窘，取汉唐废后事为解。（时吕夷简为相）公曰：陛下天姿如尧舜，公宜因而辅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辅名骨鲠，亦扶公论议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辅将留百辟班，挹宰相庭辩，抵漏舍，会降知睦州，合吏促上道⑥。 郭皇后被废不久去世，或是仁宗对其仍有感情，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追册故金庭教主、冲静元师郭氏为皇后"?，为郭皇后正名。嘉祐四年（1059年）还曾要求礼院讨论"郭皇后拊庙"⑧事，苏颂在孙抃行状中记载了此事：追悯故后郭氏以微过废，卒久无祠所，诏于景灵宫建神御殿，岁时追享。"?苏颂还曾对仁宗所下诏书进行过分析： 敕书云：向因忿郁，偶失谦恭。"此则无可废之事。又云：朕念其自历长秋，仅周_纪，逮事先后，祗奉寝园。"此则有不当废之悔⑩。 可以看出，仁宗对废黜郭皇后事心存愧疚，不值得大肆宣扬，所以欧阳修撰范仲淹神道碑时以寥寥数语带过，这应当就是欧阳修在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考虑"上不损朝廷事体"的做法。但富弼并未刻意回避此事，称得上是直笔不隐。 第二，吕夷简在富、欧二人的撰写中形象不同。欧阳修在论范仲淹知开封府时曰：居数月，以公知开封府。"+富弼的记载则道出了范仲淹任知开封府的原委："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剧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把吕夷简阻止范仲淹言事和陷害范氏的用心明白写出。在论景祐三年吕范结仇时，欧阳修称范仲淹取"古今治乱安危为上开说，又为《百官图》以献''，"由是吕丞相怒"?，从文字上看，似乎吕范结仇曲在范仲淹，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打压是范氏步步紧逼后的反击；富弼所记与范仲淹知开封府事相连，吕范结仇乃吕夷简对范仲淹利诱未成而加以陷害在先，后才有范仲淹上书，导致"宰相益不悦，嗾其党短公于上前，公亦连诋宰相不道"①从而外贬知饶州。在欧阳修笔下，吕夷简出现多正面形象，即便吕夷简与范仲淹交恶也是范氏逼迫使然；富弼则指明吕夷简在吕范结仇中的主要责任。 另外，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还特别强调：明年，吕公亦罢。"②把吕夷简的外贬放置于范仲淹神道碑中，或是想给读者造成吕夷简外贬与范仲淹论争有关的假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吕夷简景祐四年四月外贬，乃是与王曾之间的矛盾所致：(景祐）四年四月二十二曰，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吕夷简罢为镇海[安]③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曾罢为右[左]④仆射、充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宋绶罢为左丞、充资政（殿）⑤学士，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蔡齐罢为户部侍郎、知颖[颍]州。时曾与吕夷简议论既不合，而政事多依违不决，因各上章求退。绶多同夷简，而齐间有所异，用是皆罢免⑥。 此事诸多史籍皆有记载，《宋史o吕夷简传》曰：王曾与夷简数争事，不平，曾斥夷简纳赂市恩。夷简乞置对，帝问曾，曾语屈，于是二人皆罢。夷简以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⑦《宋史o王曾传》载："及夷简位曾上，任事久，多所专决，曾不能堪，论议间有异同，遂求罢。仁宗疑以问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时外传知秦州王继明纳赂夷简，曾因及之。帝以问夷简，曾与夷简交论帝前。曾言亦有过者，遂与夷简俱罢。"?《宋史o蔡齐传》亦云：王曾与齐善，曾与夷简不相能，曾罢相，齐亦以户部侍郎归班。寻出知颍州。"?由上可知，景祐四年四月吕夷简罢政与范仲淹毫无瓜葛，欧阳修撰于范仲淹神道碑中，颇嫌突兀，这似乎可以说是欧阳修为了达到对吕范二人皆无褒贬的效果，有扭曲事实之嫌疑。 第三，吕范解仇说。对于吕范二人后来的关系，富弼所撰范仲淹墓志铭中没有涉及。欧阳修则云：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此段文字当时即引起范纯仁、富弼等的激烈争论，以致范纯仁不惮得罪欧阳修，于刻石时将其删去，而欧阳修则在多种场合强调删后的文字非自己所做，要求以自己文集中所录为准。 综上，富弼所写范仲淹墓志铭与欧阳修所撰神道碑，涉及政治层面时，语气、内容有着不小的差别，在吕夷简与范仲淹关系的书写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富弼称自己撰写范仲淹墓志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矛头直指吕夷简，表达了自己直书不隐的原则。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从政态度有了较大变化瑢，故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考虑的因素较多，下笔时处处谨慎，不仅迁延数年方才完成，而且为了弥合吕范之间的矛盾，更是有意回避、模糊化处理吕夷简对范仲淹排挤、陷害的事实。 三欧阳修撰"吕范解仇"的原因 欧阳修在对吕夷简与范仲淹皆不褒贬的理念下撰写了范仲淹神道碑，"吕范解仇"是其深思熟虑后给出的说法。刘子健、王水照等认为，这是欧阳修"亲身经历过激烈党争之后的新思考结果"，"甚至标志着范仲淹一派人士'跳出自身反观自身'的集体反思"，进而"倡导从政为公的政治操守，防止无节制的党同伐异"①。由前述欧阳修在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的心态考察可知，现实因素应是他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以下尝试从三个方面分析欧阳修之所以撰写"吕范解仇"的原因。 1.吕夷简集团在当时政坛有较大的影响 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曾和孙沔有过交流，他认为，称颂范公之德之才，要"上不损朝廷事体，下不避怨仇侧目"，这不但承认了范仲淹有"怨仇"，而且"怨仇"还应该有相当的实力。通观范仲淹仕宦生涯，所指当为吕夷简集团②。 吕夷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为宰相，前后居宰执18年，仁宗认为他有大臣体，亲政后倚信有加。而且，吕夷简还曾要求刘太后以礼安葬仁宗生母，以至其去世时仁宗"哭发声，谓左右曰：乃心国家而任大事，如吕某者，可复得乎？病不就诀，殁不临酹，吾恨何既哉！感悼不已，制服苑中，哭之甚哀"③。故《宋史o吕夷简传》称他"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认为"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为世名相"④，故终吕夷简一生，仁宗对他一直恩宠不衰⑤。 除了吕夷简在当时政坛有较大的影响力外，吕夷简后人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吕夷简共有七子：二人早夭，公簏庆历四年（1044年）之前已去世，其余为公绰、公弼、公著、公孺四人⑥。庆历四年吕夷简去世时，吕公绰为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后"判太常寺、兼提举修祭器。召试政事府，擢知制诰。历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复判尚书刑部，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以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迭帅两路"。皇祐二年（1050年）因明堂恩"迁刑部郎中。召还，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岁余，屡请罢，以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审刑院、判太常寺。顷之，改龙图阁直学士知徐州。寻复为侍读学士，徙河阳"?。吕公弼以父死遗恩"迁度支员外郎。服除，又为盐铁判官，为淮南转运使、赐紫金鱼袋。召为三司度支判官，迁兵部员外郎、纠察在京刑狱。拜直史馆，为河北转运使"。皇祐三年三月"改尚书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充都转运使。召还，权三司度支副司、权判吏部流内铨。加龙图阁直学士、高阳关路经略使副[安抚]使、知瀛州"。至和元年（1054年）为"权知开封府"⑧。吕公著"登庆历二年进士第，累迁殿中丞"，"诏试馆职，不就。通判颍州"。"皇祐初，就判吏部南曹"?。可见吕夷简后人在当时政坛上势力极大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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