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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拉贝日记》，《南京丨南京丨》是一部引起更多争议的影片，至于这部影片本身提出的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则几乎无人问津。围绕《南京丨南京丨》这部影片的争议主要是民族主义和普遍人 性两种观点引起的。这部影片首次采取了日本普通士兵的视角叙述这场战争，他的战争经历与其宗教情感之间的冲突、他作为军人所见所为与其作为具有亲情与爱情的普通人的理解之间的冲突、他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实行者与具有启蒙主义影响而具有基本权利意识的人之间的冲突，使其获得一个超越战争的视角，反思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同时，《南京丨南京丨》虽然没有放弃从"民族一国家"关系来表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但这部影片更注重的是从平民真切的战争遭遇与非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来揭示这场战争的反人类、反对人的基本权利性质，而且以一群外国人的巨大努力和平民的宗教精神作为在无序与暴力世界中维护人的生命和相互之间残存的一点人性的基础，因此，这是一部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反思基础的电影，而民族主权在影片中没有占住核心地位。《南京！南京！》的多元视角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将日本侵略者视为野兽并因而犯下罪行的简单观念，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从抗战胜利的结果回望这场战争而为民族反殖民反侵略战争第一次获得胜利自豪的历史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将日本侵华简单归之于军国主义体制和少数统治者实现自己利益的结果的传统认知，更是改变了中国电影中将日本侵华战争理解为民族之间的战争、造成的是民族共同体灾难的意识形态，直接将战争的残酷性和反人道灾难表现在普通人的生存世界之中，表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身体之中，表现在战争当时人们彼时彼刻的绝望处境之中，从而提出了一个有关反思日本侵华的更为根本问题:如果仅仅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反思这场战争，如果民族利益的主张就具有了自然正当性，那么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不仅无法达成真正的正义共识，而且会彻底遮蔽每一个人在这场战争中的苦难。换句话说，《南京！南京！》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提出了人们需要从什么样的正义观出发，才能更深刻也更具普遍性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灾难，并将这作为人类需要共同地面对的巨大历史问题，而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历史责任，而不只是两个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是那些经历者与后来者都需要面对的共同悲剧，而不只是战争经历者的独特遭遇。由此决定了《南京丨南京丨》不同于普通抗战影片的四个重要特点。 第一，这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一再讲述、思索南京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遭遇，而且他们常常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和道德意识，使他们不得不困惑，也使他们无能为力。这种亲历者的叙述和反思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索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困惑、他们之所思，人们需要思索自己能否回答他们的困惑，能否承受他们经历和叙述中的恐惧与责任的召唤，而不是以后知后觉者的方式简单地给出一个答案。第二，影片以镜头叙述者以及战胜者、战败者、难民和国际自愿救援人员等见证者和亲历者多声部表达方式来叙述南京，而不是单一的声音来叙述，而所有这些叙述者都无法承受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反人道、反人类的巨大罪行，这增加了电影反思的普遍性。因为无论这些叙述者是否有过交流或者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如日本/中国、民族/人类、暴力/人的基本权利等，他们多声部叙述共同构建着南京大屠杀的灾难与人类的灾难。这不仅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历史，更意味着面对南京大屠杀，人们需要有一种普遍性的正义共识，才能进人到对这一灾难的深刻叙述之中。第三，这部电影将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叙述成人类共同的苦难与悲 剧。在这场悲剧中，无论是作为什么民族的人，都以不同方式共同遭遇到其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而不以民族的差异可以置身事外，或者可以以其民族文明的特点而可以免除对这场战争及其反思的责任，尤其是电影中所表现的难民营中的国际救助人员。他们在影片中并非单纯的救助者或者旁观者，更是暴力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是人道主义和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者。最后，《南京丨南京丨》的叙事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可以乐观地面对这场灾难的空间。暴力在不断上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也没有任何关于人的权利、没有关于人性的期盼能够给人改变这种暴力的希望。无论是日本士兵因战争造成的人性分裂及其自杀，还是难民救助者不得已的离去，表明人们面对这场灾难的无力，表明这场灾难没有结束。这意味着任何试图从战后胜利角度来叙述这场灾难、并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或者用人类之爱、人性之善、民族精神等来证明这场战争必然胜利，这些所谓历史进步的乐观言说都需要接受灾难中人们恐惧、痛苦、扭曲、死亡等经历的质询。这就提出了谁能置身于南京大屠杀的灾难之外而可以声称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人们依然局限于某种民族或者其他的政治身份、依然执著于强调独特性的本质性的身份认同之中，@就无法把南京大屠杀作为自己的命运和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就会依然以某种简单的共同体忠诚而非人类的基本正义为理由，继续着暴力。当然，作为一部由中国导演所执导的二战影片，《南京丨南京丨》无法回避民族主义所建构的集体记忆的压力，而或多或少还是将南京大屠杀叙述成民族灾难，但这种以人的生命的基本生存权利诉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同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之间并没有冲突，而是一种以认可全球共同体和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民族主义，@而不是排外的、唤起仇恨、强化内外界限、强调共同体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 这让人想起了魏德圣的《赛德克o巴莱》。这是一部日辅民者与原居民之间的战争电影，也是一部表现现代政治如可通过族群灭绝方式消除差异的电影。0族群之间、族群和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这部电影的基本叙事。殖民者的文化和政治同化、暴力强迫原住民离开家园、族群之间的传统冲突被殖民者的利用等导致了一场族群灭绝式的大屠杀。比较《悲情城市》要从民族、从台湾、从原住民、从现代价值(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价值）角度重建台湾在日据时期的独立传统，《赛德克o巴莱》则从族群生存与族群认同出发表现了赛德克族的反抗。这部影片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首先，这部影片是在全球多元文化和人们承认少数族裔文化与生存方式独立价值的背景中产生的。@近年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拉美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影片中也都出现了表现少数族裔或者原住民被迫现代化、被整合到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统一工程之中，因而导致少数族裔的政治与文化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因此被迫离开家园、离开父母、彻底切断与文化之根的联系，尤其是在原住民或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与殖民者同化政策或者利益不一致时，就有可能遭到族群灭绝的命运。应该说，这些电影确实表现了西方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对原住民或者少数族裔的压迫，但在中国电影甚至在东亚电影中还很少有这种从族群文化角度再现、反思、批判殖民文化同化与族群灭绝的，《赛德克o巴莱》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从全球多元文化平等权利的角度反思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族群和文化灭绝统治，而这种族群灭绝行为在现代社会中不单纯以暴力形式，而是以政治秩序、民族身份优越性、现代文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等为依据而采取的暴力形式。@如同这部电影中一样，日本殖民者在采取同化和高压政策之时，也需要一个理由来采取暴力行动，而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获得一个理由，族群为生存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暴力机器则成为另一个理由。其次，台湾作为一个原住民文化记忆深刻、且为自己在地权利而不断抗争的地区，《赛德克o巴莱》没有简单地认可原住民文化和社会的正当性，而是提出了从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与公正角度表现了思考族群正当诉求。一方面，影片表现了赛德克族在自己家园上生活与劳作、传承与生息、文化与治理的正当性，肯定了他们反抗外来者统治、剥夺、欺辱甚至灭绝的正当性，肯定了他们以个体与族群的生存、族群认同、坚持传统生存方式为基础的抗争活动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公平的权利，无论以暴力毁灭还是以同化的方式来改变少数族群的生存和文化认同都缺乏正当理由。在这里，电影是从族裔生存和文化权利视角来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族裔灭绝行动。另一方面，电影也直面了族群文化导致原居民之间的冲突和仇恨，叙述了这种冲突和仇恨如何造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解和共同行动难以形成，而导致反抗的失利。电影以后来者寻找的方式讲述赛德克族反抗的故事，强调该族群的在地性、传统性、文化与习俗、寻求生存的努力等具有正当权利的诉求，但没有通过寻根式的叙述强化赛德克族因为血缘和地域共同感的排他性的族群主义倾向。这也因而提示人们思考族群之间如何形成现代共同体，即不同族群如何在保持共同体身份、文化差异与生存权利的基础上，构成现代地方、国家甚至人类共同体。第三，这部电影提出了明确的族群认同。无论是从血缘还是就在地性，无论是就传统的延续还是现代的寻根，这部电影都肯定了族群认同的正当性，也认可族群的差异，同时深刻地表现了族群文化作为集体性存在的特点及其价值。这种族群性既体现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且是直接的、亲切的、在地的、日常的、个体的，就在每一个人的口头交流中，在族群的意识活动中，在族群公共场所的议事之中，在每个人的感情和留恋之中。它不同于民族也不同于国家那样抽象而难以捉摸，也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那样强调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和权利。这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从族群认同角度思考各种现代性工程，包括现代性的大屠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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