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多渠道的增加居民财富，是广大人民能够公平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数据表明，美国居民的年投资收益率为12%，而中国只有不到3%（银行利率都在3%以上，说明大部分股民在股市亏钱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说过，“中国股市是个赌场，是一个少数人可以看别人底牌的赌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沪市指数从2007年的6000多点一路狂跌到现在的2000多年，“熊”了这么多年，试问广大散户居民如何赚钱，而现阶段我国居民投资渠道太过单调，银行利率更是跑不过CPI，居民投资性收入微乎其微。因此，政府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逐步实现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加大退市力度，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增加居民投资性收入。

　　二、再分配要突出政府职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格局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都需要完成资本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无疑是通过一下几种模式：第一，依靠海外殖民掠夺（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第二，依靠发达国家的援助（以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为例）；第三，依靠“剥削”农民的利益（以暴力方式为代表的英国圈地运动和以和平方式为代表的中国工业化）。在初步建立工业化体系的过程中，农民牺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农民也享受到了改革成果。城乡居民收入、医疗卫生条件、教育资源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城市低保大概是农村的10倍），这种畸形的分配方式为激化社会矛盾埋下了隐患。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以广大农民为中心，让更多农民享受到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既然城乡户籍制度已经被打破，下个阶段就要探索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过程可以循序渐进，但是必须要让农民看到城乡体化的趋势，我想不单单是把农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把农村变成城市这么简单，更多的是隐形的政策福利要加大向农村倾斜力度。推进新一轮的财税制度改革，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据2013年预算报告可知，我国地方政府得52%的财政收入却需要承担85%的地方支出，以上海试点的营改增为例，一年300亿的营业税，实施营改增以后，总共减税240亿，上海地方政府承担了减免的四分之三，这种不平衡的财权事权分配格局削弱了地方政府职能，不利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进行，同时还会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土地财政问题。因此，要重新界定政府财权和事权，使得地方政府报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公共服务支出这一块。

　　总之，我认为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使得工资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再分配改革的过程中，要突出政府的作用，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主要表现是由以往的投资主导型像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