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的新闻叙事话语中，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集体英雄主义”的群像。英雄不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很多个鲜活形象的集结。英雄共同体自信果敢一心为民的形象成为自然灾害强大的对抗力量，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民群众对大自然的恐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人民日报对“各路救灾英雄”的报道基本上融合了传统抗战文化中“战争英雄”的叙事母题，这种新闻叙事话语与原型叙事模式的重叠复现，让人民群众在阅读新闻文本时很容易产生历史境况重现的感觉，而历史上“大禹治水”的成功和毛主席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成功结果很容易移植到百姓心中，从而形成巨大成就感和群体自信，形成全国人民在“英雄”的引领下“人定胜天”的社会心理。

　　（二）二元对立模式的话语沉淀。 

　　英雄实在与反英雄实在总是相伴相生，反英雄实在是英雄实在的必要条件。法国结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神话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能指，更是所指之间由理智形成的对立系统，因此，他用二元对立的手法进行神话分析[4]。二元对立模式也是我国传统英雄原型叙事的主要模式，反英雄实在在“大禹治水”中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在《诗经》“战争诗”和战争时期的英雄传奇中表现为战争的残酷和敌人的凶猛，而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则表现为灾难的严重。在人民日报关于鲁甸地震的报道中也有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显在呈现：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一场6.5级地震突袭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造成108.8万人受灾，617人死亡，112人失踪，8万多间房屋倒塌。地震同时引发的山体滑坡堵塞牛栏江形成了2.6亿立方米的堰塞湖。 

　　同胞罹难，举国悲恸。地震造成道路滑坡，塌方不断，交通不畅，难以快速救援，时值盛夏，疫情隐患严重，灾区全面告急。（人民日报 2014.8.11第1版） 

　　数字化报道具体科学地展示了地震的严重程度，让受众对灾情有了理性认识，而叙述者在文中直接强烈发声，用抽象的描述性语言将灾情的严重性进一步渲染则能迅速点燃受众的感性情绪，两种叙述模式结合将反英雄实在的破坏力阐述尽致，英雄实在的出现因此具有了必要意义和精神拯救功能，英雄叙事模式也因此达成了应有的传播效果。 

　　三、困境与对策 

　　灾难报道的原型叙事在激活民族原始情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报道方式在新媒体语境下也面临着传播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典型人物的解码变形上。 

　　典型人物是新闻报道实践中的重要议题也是重要的报道方式。随着人们认识观念的日渐多元化，传统典型人物高大全的写作笔法越来越受到受众的抵触，往往激发受众的解码变形。受众要么认为这些“神化”的英雄人物不接地气，不具有现实模仿性，敬而远之；要么就直接产生质疑性解读，认为媒体片面报道甚至拔高人物，不可信。久而久之，受众会因为接受心理与编码者编码规则的扩张式异构形成隔离场域，即由对抗式解码渐变为屏蔽式忽略，主流媒介发挥舆论影响力的基础条件因此发生动摇。 

　　事实上，我国主流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塑造的典型形象已经在网络舆论场遇到了传播的解码阻力，鲁甸地震中官方媒体塑造的“救灾英雄”在网络受众中反响寥寥，甚至不如公民新闻中手机照片加非专业说明引发的舆论影响，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主流媒体工作者的深思。 

　　美国新批评大师诺思罗普·弗赖依说：“原型构成观念联合束，即与符号有区别的可变性整体。这些整体包括许多从学校学得或从外获得的观念联合，由于这些联合对于所有依靠一种共同文化的人来说是熟悉的，因此，很容易得到传播。”[5]我国主流媒体灾难报道中的原型叙事正是利用了这种观念联合的积极作用，但是，原型的生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现实语境互动发展的，而新闻又是社会现实语境的直接反映，这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形成有机共同体，其中之一的发展必然要求另外两个方面随之调整，这其中社会现实起着决定性作用。 

　　面对主流媒体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一方面，互联网作为新技术介质本身具有的颠覆作用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自身在内容生产方式上对新环境、新受众的不适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主流媒体只有在媒介载体和符号载体两个方面加大与时俱进的力度，才能在新环境下继续维持价值引导地位，才能真正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注释： 

　　[1][2][瑞士]荣格：《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 戴莉 邹远志：《论革命英雄传奇对神话原型的现代置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 转引自[法]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 [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