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永强的很多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笔触伸到了这个社会最为艰难和辛酸的角落。在“第五辑：安静里疼醒”中收录的大部分作品，都与不幸的命运有关。一条被吃掉的鱼、在灾难中失去孩子的妈妈和失去妈妈的孩子、街边的老鞋匠、失踪的少女、乞丐、精神病患者、疲惫的打工者、捡垃圾的女孩……这一切都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地存在着，却被我们更多的人遗忘。正如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在成立之初所提出来的问题：“一切都沐浴在疾风狂雨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素材，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沉寂；一般的人闹着洋化，一般的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当然，彼时的“沐浴在疾风狂雨里”的中国不能与此时的中国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时每一个人都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正如陈永强在作品中所写的“一个民工/一手举着瓦刀/一手提着砖头/站在城市的最高层/做了一个飞翔的姿势/城市不屑的一笑/像抖掉身上的灰尘一样/轻轻地抖了抖……”在节制的叙述中，我们看见民工悲凉的生命消失在这繁华的都市中成了最为微不足道的事件，“城市不屑的一笑”——陈永强对于社会人心的体悟和洞察便在生命的消失和节制的叙述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从而完成了诗人从艺术价值向生命价值的升华和飞跃。

 

　　很多批评家在判断一个诗人的价值的时候，更注重于形式和修辞的问题。是的，从形式和修辞的角度来认识问题，或许诗人看起来更像一个诗人而不是末流的剧作家或者三流的散文家，但是如果一个诗人只注重形式和修辞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诗人”和一头会唱歌的猪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所以，我更愿意看到的是痛苦的诗人，是悲天悯人的诗人，是在黑暗长夜中点燃一支小小烛火的诗人。诗人更应该是时代的“敌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然而，在庞大的诗歌加工厂，我们看见的却是“梨花体”、“羊羔体”大行其道，更多的人以艺术的名义玷污着诗歌，玷污着我们内心美好的诗歌理想。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次和陈永强谈起诗歌写作的问题，我曾经说：“诗歌需要在血和火中淬取，需要真正的痛苦来酿造，而不是无病呻吟”，然而在这个消费的时代，在这个充满功利和欲望的时代，谁又愿意安静下来，沉入底层，用自己的疼痛神经去感受人生呢？

 

　　4

 

　　当然，对于陈永强来说，这或者是开始，或者也是结束。他所奉献于我们的，不是略显稚嫩的技巧和修辞，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显然和那些所谓成熟的醉心于技巧的诗人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我想我们并不必因此而责怪他。相反，对于这样的习作者，我们更应该向他表达我们的尊敬，我们更应该感谢他，感谢他这样年轻而悲悯的心，感谢他以自己的痛苦触动了我们麻木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