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是余华继《兄弟》之后，时隔七年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第七天》依然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向人们展示了我们身处的世界。

 

　　当代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发生了很多看似荒诞的事件，如果作家都对此缄默不语，这只能说是一种悲哀——既是社会的悲哀，也是人类自身的悲哀，所以作家应该具备一种社会责任感。余华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尤其是在当今的写作环境下，前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70后”“80后”作家的奋勇前进，他在此时还能直面当代人们的生存困境，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采用了先锋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用他惯常的善于讲故事的口吻，带领我们跟随隐含作者一起从第一天一步步走向第七天。

 

　　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当今社会的热点新闻，这些新闻材料一方面真实地还原了社会现实，让我们看到了和谐社会背后的不和谐。另一方面，这也是这部作品引起诟病的主要原因。有评论者认为：“《第七天》在叙事语言上变本加厉的陈腐与平庸，似乎就不太容易再予以一种善意的解释；如果说《兄弟》对社会新闻的采用，虽然生硬，但因为其间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至少还有一点点在遗忘的尘埃中翻检历史的努力，那么，《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植采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从文学观感而言，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七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它更像三两个礼拜就码出来的网络快餐。”（于丽丽，《余华〈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N]，新京报，2013.6.22）这是众多批评声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这种观点涉及到了如何处理新闻事件这一问题，进而引出了文学的“轻与重”的讨论。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源于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应该成为我的作品的素材，我的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然而我很快发现，这两者之间总有差距。我越来越难于克服他们之间的差距了。也许正是那个时候我发现外部世界非常沉重，发现他具有惰性和不透明性。如果作家找不到克服这个矛盾的办法，外部世界的这些特性，就会立即反应在作家的作品中。”卡尔维诺的话简言之就是要处理好文学的“轻”与现实的“重”之间的关系。余华最初是以先锋作家的身份在文坛立足的，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等作品非常重视小说的形式感和叙事技巧，其后他的作品风格逐渐发生了转变，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开始，其作品中的社会人文气息逐渐浓厚，大致呈现出由“轻”到“重”的变化。但是这种“重”并不是说铺天盖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重”让人在心灵沉重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温情。余华的描写是贴着现实去写，但他的叙述不是一味控诉，在控诉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希望。《第七天》中很多情感都能引发读者的共鸣：诸如父子深情、鼠妹的男朋友为了鼠妹而去卖肾等，这些都让读者从绝望中看到希望，在现实的残酷下看到人性的光辉。

 

　　在写作手法上，一些评论者认为整部小说的结构是散乱而破碎的，但笔者不能认同这样一刀切的认识方式。《第七天》确实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顺承而下，而是采用一种片断式的展现方式。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内结了一张有机相连的网，不是从一个开端出发必然到达既定的终端，而是从可选择的开端出发到达不同的终端。这样的叙述手法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内在空间，使小说具有张力，也使小说在结构上层层勾连。

 

　　有很多人认为文学作品只有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从现实中抽身出来才可能拥有美感，才能拥有艺术上的成功，与现实贴得太近其审美价值必将大打折扣。但是笔者始终认为，贴近现实的作品同样可以用简练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伟大的思想。我们从小就会背唐代李绅的《悯农》这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很简单，意思人人都能理解，但是它千古流传的原因就在于写出了最朴素的道理，当人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再去读这几句诗，就会有更好的理解与感动。同样的，余华的《第七天》，语言简约但不简单，在他冷静的白描中自有一种感染人的魅力。即使是对很多新闻进行串烧，也是经过加工的，作品的思想是余华的，结构是余华的，他更善于描写底层的辛酸与无奈，他的语言精准到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