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园地里，加拿大人诺思洛普·弗莱以其独树一帜的原型批评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弗莱的文论不仅借鉴了许多语言学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而且提出了自己对于语言学的一些真知灼见，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文学理论与语言学这种相补相融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弗莱文论语言学

　　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流派都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是直接推动了文论史上的“语言学转变”：对于“言语”和“语言”的划分，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影响了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有关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探讨，直接指导了罗曼·雅克布森关于文学语言诗性功能的研究。弗莱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使用科学的方法；而语言学作为人文学科中最科学的学科，显然会得到弗莱的特别关注，事实上，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便是直接受益于语言学理论而建构的。不仅如此，弗莱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于语言学的看法。

　　一、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1]弗莱在建构其“原型批评理论”时就借用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模式，试图写出一部意象的语法。在弗莱这里，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模式被转换成原型与其变体之间的关系。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实际效果，必须有语言；而语言的建立也必须以言语的运用为前提。在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原型与其变体之间的关系正如语言和言语一样：作家在进行具体的文学创作时会参照集体性的文学原型，就像人们平常使用言语时会以语言为模型一样；但其写出来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拘泥于原型的，而是带有作家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原型的丰富化，恰似言语在促使语言的演变。

　　除了提出语言和言语这对概念，索绪尔还将语言符号分为所指与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一划分也被弗莱运用到其文论当中。象征系统的构建是弗莱《批评的解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照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象征与象征意义的关系。“语言学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能指的指意功能基于能指的彼此差异性，而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而象征与其象征意义不是人为的粘合，而是自然的指示关系。”[2]弗莱指出，象征与象征意义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例如，“龙”在中国是瑞兽，是吉祥、幸运、成功的象征，而在西方则带有邪恶的意味。可以说，弗莱的象征是一种文字画像，其所指并没有消失，而是为象征所构成的能指链所渗透和包容。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弗莱的语言世界能够既自我指向，自我衍生，又渗透且包含客观世界，而不像后结构主义的文字世界那样混乱而无意义。

　　二、元语言

　　“自从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效仿亚里士多德遗著的编纂者造出“metamathematics”（元数学）一词之后，借助于加前缀“meta-”（元）而构成的新概念和新术语便不断涌现出来”[3]，例如下面要提到的元语言和元批评。

　　“元语言理论萌芽于为消除‘悖论’中的逻辑矛盾而提出的类型论思想，直接导源于为定义真理概念而提出来的语言分层理论。”[4]尽管语言学界对元语言的理解还不尽一致，但大都同意把元语言看作是用以分析和描述对象语言的语言。“元批评以分析、考察某种批评的概念范畴、逻辑构架、方式方法、价值原则为主要目的，它的作用主要不是作出解释性和评价性的陈述，而是追溯和考察这类陈述的逻辑，分析我们作出这些陈述时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所应用的代码和模式。”[5]弗莱自觉地从学科性质、批评的必要性、批评原则、批评方法等角度，对文学批评自身展开了讨论，其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文学文本或特定的文学现象，而是对每一次文学批评实践本身进行反思和内省。批评的自反性始终体现在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当中，所以弗莱的批评理论被称为“元批评”（metacriticism）。

　　元语言的语言学观念为其他领域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弗莱所建构的元批评就受其影响。将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之间的关系和元批评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相似性。元批评是批评的批评，元语言是语言的语言，元批评可以看成是批评的“元语言”，即一种关于批评的语言，一种关于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它达到了一个可以仔细观察和公正研究自己对象的高度。使用元语言所提供的方法论，弗莱的元批评重新确立起文学批评的学科地位，直接推动了文学批评的范式转换，使批评真正走向独立。

　　三、语言的循环模式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文学发展循环论后，又在其另一部著作《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提出了语言模式的循环理论。弗莱将维科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三个时代（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的理论应用于人类语言发展史上，将其描绘成一个巨大的语言循环。“每一个时代都产生一种它自己的语言，这样我们就有了三种文字表达的类型。维科把它们分别称为诗歌体、英雄体或贵族语体和通俗体，我将它们称为寓意文体、神圣文体和通俗文体。”[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