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女性写作集中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女性在此种女性写作中大面积失语，由于女性作家是知识分子，所描写的探寻的都是形而上的精神与情感，更多的是体现了小资趣味，而毕竟她们占的人口是少数。”【12】而池莉把笔锋对向工人、小市民等政治经济地位低、文化弱势的群体，正好填补了知识分子写作对象的一大片空白。她描写她无比熟悉的武汉，对小市民的冷暖人生投以最热切的关怀，她笔下每一个小人物都饱含对生活充满希望与敬畏的心。

　　池莉与张爱玲所处的地域、时代环境不同，个人体验也有巨大差距，故她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对爱情的观照，都是个人与时代等因素相互选择的结果。作为女人她们都怀着对爱的敏感与渴望，在细碎的市民生活中找到爱情的踪影，但池莉找到一种妥协方式，甘于爱情隐于生活缝隙，在另一个时空、地域重新阐释“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相比之下，池莉的“蚊子血”与“饭黏子”在两性较量中获得了切实的胜利。

　　参考文献：

　　[1]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2][3][5][7][8]池莉：《不谈爱情》，《不谈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第85页，第96页，第88页，第103页。

　　[4][6][9]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第27页，第43页。

　　[10]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6），第52页。

　　[11]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12]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作者介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